与个人间非正式意见交流相比，报刊是一种正式而带有公共色彩的意见交换系统，这种系统因为定期固定出版和产品的技术化（统一印刷品）而带有“制度化”的面貌或暗示。一个面向不特定人群且带有平等色彩的大型意见表达和交换系统，此为传统中国所无，它既带有西式现代出版的形式，又隐含着本土古典政治上下沟通的理想，从而迅速吸引了新旧知识精英的进入。作为戊戌变法的举措之一，官方一度开放言论，以至于出现“野人渔民”上书二尺长条而光绪“不加谴责”的事情。[28]现代报刊和报人，无疑可视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与沟通手段，也是中国由古典转入近代的一种新的准制度性力量，适应了晚清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参与爆发。事实上，从魏源开始，报刊作为西方的一种新式出版，已被描述为百姓政治参与：“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29]。作为新的表达和传播渠道，现代报刊区别于传统书籍的重要特征就是群体表达的面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30]。
与那些体制内建言、清议不同，这种报刊上的言论，由于其媒体属性而势必逐渐转向社会，诉诸大众。因此伴随官方政治的衰败和改良诉求的难以满足，报刊言论与官方日渐疏离，由此而激发相应的社会后果，影响革命的爆发。当然，其中亦可见“近代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为文化革命所指导”[31]。
（二）新式公共知识人
从知识社会学考察，报人的兴起可解释为体制内文人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的一种路径。所谓“公共”，包括几个重要含义，即“面向公众发言”（to）、“为公众思考”（for）、涉及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about）。“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法式”[32]。就传统士儒来说，涉及公共事务当无问题，他们身上从不缺乏为民思考、传递民意的道统，传统公共性的难题恰是如何解决“面向公众”的渠道和技术手段，近代报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一难题。
把目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历史，余英时认为自明代开始，格局已大异于宋，“得君行道”在朝堂政治的压制和挫折，令士大夫不得不转向下行路线，所谓“觉民行道”[33]。然而此态势并没有得以延展，传统上下格局的“倒转”在近代之前很难实现，因为普通民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得以确立。如徐复观所言，靠统治者道德自觉，即使有圣君贤相，“社会上缺乏迎接呼应承担的力量”，这样“政治上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34]。直到晚清，知识精英才得以真正对接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资源。
民主观念无论是西来者还是传统思想的激发，推进的趋势都是民众势力的增强，民众意见日益成为个人理性的新向导，并实质性进入权力结构之中。虽说晚清中国鼓吹庶民胜利的时代尚未到来，但已无可逆转地转向。在此过程中，传统士人的社会角色和心理无疑大受冲击，为之改变。新思想充盈头脑的新式知识人开始尖锐地掊击旧政治秩序，同时积极向社会传播新的观念意识。“旧式士类的这种变迁，不仅是职业的变化，而且是利益与感情的变化，‘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35]
经由报刊的公共书写和传播，新身份满足了早期报人沟通上下、为民代言、伸张民权等角色想象，其中的思想资源可谓芜杂。不过，他们新政治参与机会本来不多，报刊是能够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36]。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ca722航班回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