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传统渊源而言，这种“宣传”路径却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其来有自。“中国历史上精英分子以宣传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来启发民智或改造人民思想，在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方面都有其背景”，包括从《皇朝经世文编》开始[37]，已“使知识分子培养出一种透过图书出版而影响他人的习惯”，这使得他们“在新媒体，如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很快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投入新兴的宣传事业”[38]。甲午之役，举国震惊，一批高级士人开始投入报刊，这些人的重要特点是身负进士、举人功名，在传统政治失灵而合法政治参与渠道逼仄的无奈现实下，他们深入开掘报纸价值、功能。尤其在梁启超的言论风行之后，更多的留学生等新知识人积极加入报人行列。
金耀基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从事于创发、诠释、传播及适用具有一般重要性的观念的人”[39]。比较起来，现代公众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众活动，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则是价值和道德优先，而无专业技能，有的只是对典籍的习得和发挥，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以及教化民众的方式主要依赖言论，而非专业知识。据林毓生观察，19世纪90年代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初第二代知识分子虽有很多差异，但多数人都致力于一个共同课题，即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路径”，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优先于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观所引发的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将促进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40]对转型中的士人而言，报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看起来也仍可以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
此外，晚清报人流动性强，自由职业特征相当明显。这个群体如德里达所说，是一个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或类似布尔迪厄描述现代知识分子所言的那种松散的共同体，所谓“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放的圆”。自由职业为知识分子现代特征之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世界范围看，媒体均为早期现代知识分子重要栖身之所。中国早期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为后代树立了榜样”[41]。
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缔造了两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公共领域与民族国家。两者的兴起正需要一个想象的过程，所依赖的媒介主要包括小说和报纸，无论“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还是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42]。如哈贝马斯所言，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43]。
（三）空间转移：都市的机会与挑战
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换，不仅关乎思想，还有生存与行动空间的切实变迁，传统中国人在生活中难于逃脱各种地缘、血缘关系之外，历史和家族是其生存和自我认同的经纬。传统士绅的“学统”活动（私塾、书院）在乡村为中心的熟人社会中展开，出仕者则无论官职高低，亦需叶落归根。在这片土地上，乡村是实际的生活重心，对传统知识精英来说，自己的权力感和社会网络，其根据也在农村。
虽然早至宋代，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已较发达，明代起江南的商业城市也开始崛起，但中国难以出现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那种城市共和国，难以发育与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传统中国的城市为君主政治附庸而非对抗体，虽在少量南方城市出现过士绅自治实践，但城市民间空间总体狭小。文艺复兴后威尼斯等西方城市商业的演化无法同期在中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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