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与具体历史的考证、辨析相比,思想史被不少人认为很“虚”,一个重要理由是,历史从来由统治者和具体行动决定,观念、言论等“虚”的东西并无多大作用。历史虚实之辨,自然是个大话题,具体历史研究当然非常重要,在一个普遍浮躁的时代尤其如此。不过却不能否认历史从来另有一番“实在”。近代新式报刊兴起促进新观点的产生和流通,后者来自一篇篇纸上言论,其中充斥新的“义理”、“观念”,这些东西似乎虚无缥缈,却深刻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而左右历史进程。所谓“虚”的东西,往往并不虚无,仿佛流水,虽难以把握,转瞬即逝,但因其流量强弱、流向逆转、裹挟泥沙等,假以时日无不力量惊人,不断改写地貌。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在我看来,这句话不仅指向“观念”,更指向观念的传播者、操作者。围绕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与流变,以及现代媒体、舆论和传媒精英对近代史的影响,迄今深入的研究可能不是多了,而是仍显不足。当然,“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对历史“问题”的叙述和解读,无不隐含自己的偏好和对当下的关照。这个话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最后须说明,这并非历史学著作,所用文献虽有不少首次使用,原则上主要却是利用与主题相关的确定研究,很多并非“第一手”。材料上也尽可能使用已出版的“文集”、简体和中文。这自然有偷懒的一面,却也和本文旨趣、路径有关。这本“杂书”除了不是历史研究,也没有围绕某个学科理论、框架展开。一定要说中心诉求,所围绕的无非两个问题意识:传媒精英在近代中国如何生成和变化,体制内“清议”如何转化为体制外的一种反抗力量(“抗议”)。此外,作者试图对此之于晚清政治的影响加以描述,同时引入一些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如果说这些尝试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稍获新的解释力,或由此发散出更多的追问,激发一点新的思忖,无疑已达初衷。
晚清知识精英对报刊的认知、理解,可视为知识权力化的新尝试。本文借鉴了政治社会学的一些角度,如参考关于“话语”“象征”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如“文化构造理论”,又如知识分子在使社会运动“客观化”,将利益群体转化为以意识形态运动所起的作用(齐美尔)。此外,作者从新文化史、剑桥学派获益不少,前者经常在印刷出版史研究中显示出解释力,后者代表人物波科克则认为如将政治思想真正当作历史学对象,须考虑其“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中产生多种含义”。近代中国,大量印刷传媒制品的出现造成了一种“脱离语境”的过程,激发了作为“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批判性,这意味着“语言”的生产和解读更加复杂,对近代报人的研究自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上述诸多,并没有在书中大加发挥,却真切影响了作者思考路径,且由于出版时略去文献内容,因此需加以说明。
最后,在此真诚感谢马勇、许纪霖、雷颐等学者,给予我的学术访谈或当面释疑;感谢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她是本书不少内容的最早读者,一直给予谬赞与鼓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唐绪军所长、宋小卫研究员,北京大学的陈刚教授、胡泳教授,与作者“亦师亦友”,帮助很多,在此特别致谢。邻居解玺璋先生,我经常从他那里受教,虽然我们聊梁启超、汪康年的地点有时有点奇怪(比如小区早点摊上)。感谢上海社科院王敏女士、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王维江教授,将宝贵的英文资料邮寄给我参考。上海廖梅女士,是国内研究汪康年最为深入、全面的学者,两次上海咖啡晤谈,令人如沐春风。
借此也要向高全喜、任剑涛、干春松、赵鼎新、周濂、许章润、熊月之、张力奋、冯克利、徐弘、程曼丽、李金铨等师长表达感谢,在不同程度的学习或交往中,他们给予作者不同程度的帮助与启发。新闻史学界广受尊重的方汉奇先生,笔者曾偶然府上拜访,他对历史研究的不断探索与反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者对近代报人、舆论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受益于他及其随后的一批学人(如书中所引黄旦、李彬、吴廷俊等先生以及一批台湾学者),他们扎实而深入的研究无疑构成了此后重要的基础。
好友、工作搭档以及本人长期“嘲讽”对象许知远,虽然我们每次聊天总会跑题到漫无边际,一片迷茫,对我来说却常有意外启发。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他此前要求把书稿发去“学习”一下,考虑到内容“面目可憎”,且对饱览群书的作家毫无帮助,为避免遭到批判,这一要求遭到作者拒绝,直到出版前夕。他正在撰写新的梁启超传记,为此一头扎进学术故纸堆里钻研,加之出色的叙事和细节能力,那将是一本可以期待的优雅而深入的佳作。直到今天,知远仍是国内最为敏感的观察者和值得尊敬的写作者之一,当他的笔触面向当下和过去同时展开,无疑将更有力量。
本书付梓,北师大出版社“新史学”负责人谭徐锋先生,编辑宋旭景女士、蒋智慧女士付出了相当心血,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下,他们认真的态度和所坚持的出版旨趣,令人尊敬。本书作者患有严重拖延症,最后的出版是他们督促和宽容的结果。本人虽在工作之余,陆续对原文做了诸多修补,不过还是多有遗憾,不过作为一个阶段性思考结果,我想可以保留这样的面貌,而把更多的想法、写法留给今后。
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每当我们闭上眼睛试图思索,那些从前聪明的脑袋就像无数的保龄球一样向你汹涌滚来。任何写作或研究无非来自兴趣、智力和勤奋,本文作者兴趣虽多却勤奋不足,且不够聪明。所幸这样的写作可以让我们遇到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前人,他们的智慧可以烛照后来者,激发一番思考与想象上的探索,尽管那些曾经困惑他们的问题,多年以后,仍在这个国度里飘**。
李礼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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