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逃的狂人
章炳麟惊弓之鸟般的几次出逃始于戊戌后的政治清算，从第一次流亡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即拐入一条幽暗通道。尽管此前他对革命没有多大兴趣，一条反体制的政治道路却因此隐隐展开。比较起来，第一次逃亡时他身边同样支持改革的朋友们，虽有各种不满，日后却多成体制内精英：陈黻宸1909年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正议长，宋恕曾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孙诒让在立宪展开后任学部二等咨议官。毕竟，那个时代很多知识精英首先是体制内受益者，然后才是不满者。
从书斋走向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谓生活遭遇所致，被官方不断放逐的经历，促使章成为一名激进的政治抗争者。
虽与官员有所交往，辛亥前的章炳麟基本处于官场之外。此后他与官方最主要的关系似乎就是通缉与被通缉。1906年“苏报案”出狱东渡日本后，他总结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77]最后终因“苏报案”遭囹圄之灾，目睹年轻的革命者邹容死于狱中（后者因他投案）。如此经历，自然不同于他人。章炳麟最终选择了激进阵营作为自己的归属，成为官方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正仇满论》成为革命派批驳改良派的第一发重炮，1903年所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改良之争的历史性文献。激烈甚至经常几近辱骂的言论，无疑使章炳麟很难回归体制。
在16岁童子试因病未能完成后，章炳麟不再参加科举。离开杭州的书斋，他发现自己与当权者总是难以契合。与张之洞短暂的办报合作迅速告吹，两次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回应，与孙中山合作不久即告反目。自《谢本师》一文，章炳麟的狂放举国皆惊。[78]在人生各个阶段，他几乎与各种强势人物发生矛盾。《时务报》时，麦孟华进入报馆之后，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在1897年年初相继来到上海。他们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甚至称康有为“教皇”，最后激怒了章炳麟，大骂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遂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79]此后参与《正学报》，章炳麟因对张之洞不满而在写下发刊词后离去。流亡台湾，章与《台湾日日新报》的主办者发生矛盾，不得不出走日本。
与同盟会主流派的一场著名冲突围绕《民报》停刊爆发。[80]此前，因对孙中山收取日本政府资助及用途的质疑，章炳麟一度将《民报》社内孙画像撕下，寄给香港同盟会成员。《民报》停刊后，汪精卫、胡汉民在未经章炳麟知晓后重新出版《民报》，后者随即以《民报》法定编辑人兼发行人的身份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将内斗公开。从1909年11月同盟会主流派在香港等地发表的回应看，后者对章办报“表现”，早有不满。这份五点声明几乎全部围绕《民报》展开，焦点是指责章炳麟将报纸据为个人佛学爱好的阵地，而非革命宣传。[81]章炳麟的回应是，1910年2月重建光复会并任会长。辛亥革命后，他仍在不同场合公开指责主流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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