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论干预政治
“言论报国，遂其初志”，与很多早期报人相似，报刊在汪康年眼里，一直是干预国政的手段。问题在于报章虽渐多，却“于时事多未敢深论之，或辄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国如是难也！”[128]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黄遵宪曾深刻指出，乃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于民心者至深”[129]。
经营者角色之外，汪康年没有放弃撰写言论。他的政论，大体经历“建言改革”“舆论监督”到“舆论批判”的路径。[130]作为《时务报》经理，汪撰写了13篇言论，数量在报馆仅次于梁启超，不乏精彩之作。[131]其中《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影响颇大，“其所著论述，变法图存为宗旨，而自强策三篇，尤传诵于人口”[132]。《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则甚至被张之洞称为“有报以来之杰作”。
此后，短暂的《昌言报》言论胆气不减[133]，《中外日报》以时政评论闻名，《京报》将内容分为政论、新闻两大类，《刍言报》则完全以评论为主，基本是一张“言论纸”。检视几个报刊。“评论时政得失为主”为《中外日报》方针，所谓“出其所得以告当途，并陈其一得之愚”[134]，严复撰写的政论更是一时之选，该报被公认为立宪运动重要言论中心，常被其他报刊转载，时人喻为“占政界一部分势力”[135]，也颇得官方重视：“各报多相视以为宗旨，政府亦微视以为从违。”[136]
创立《京报》的愿望是在首都形成言论中心，《京报》试图向政府疾呼救亡策略，刊登诸如《论吾国为无政府之国》《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论吾国今日人心之大病》《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并发表系列议论支持立宪运动。
《刍言报》系五日刊，时间上无法与日报竞争，言论功用却置于最大，汪康年在第一期小引中称：“耳目所触，时复刺心”，“姑藉小纸，抒我寸衷”[137]。此时汪氏身体多病，却笔耕不辍，针砭时弊。[138]
对报刊言论的重视和功能之发挥，汪康年颇有自觉和见地，对早期报界颇有贡献。[139]
（二）一个激进分子的转向
所谓保守主义，不同时空场内众说纷纭，论其要意还在于对传统所采取的肯定态度。晚清保守主义的形成，有学者认为形成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其目的在于保存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儒教的、理性主义的、士绅的和非封建的世系”[140]。汪康年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没有那么清晰，见解也颇复杂。政治上的激进和文化上的保守亦非天然矛盾，二者可以交织演进，对汪康年来说正是如此。
汪康年早期相当激进，甚至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这是张之洞始终与其貌合神离的原因所在，毕竟“晚清变法人士中最惧激进者，莫如张之洞”[141]。对于张来说，汪实在不是可以推心置腹的稳健人士。
1896年7月21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3册推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尚没有公开主张议会民权，而是提倡举人才、兴学校和变科举。几天后的8月1日，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明显更为激进：明确主张议会民权，并提出议员的具体产生方式，甚至还想请皇上为此下诏。因此黄彰健认为“汪康年原系激进分子”[142]，并非夸张。1896年10月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被汪诒年称为“报之言民权，盖自此册始”[143]。表面“谨厚”的作者，文字之大胆，令各界无不惊愕。[144]
此时汪康年对政体的批判，大胆而露骨，称“中国自古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其外皆蛮夷视之。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对君主如何驾驭臣下，汪氏一言以蔽之：“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惧之。”[145]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ca722航班回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