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两个原因促使我完成了这次写作。一是长期媒体从业经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从日报到期刊，从记者、编辑到所谓主编，作者对媒体业有着非常切近的实践和观察。中国的“话语”，往往需要进入场域、语境加以考察，方得真义。由此不仅激发了对这一行业及其从业者历史的兴趣，也获得一些个人体悟。这对穿透本文的诸多问题帮助不小，诸如媒体管制、舆论操作以及作为把关人的从业者所发挥的角色功能等。在此方面，近代报人登场时喧嚣的历史场景虽已远去，但很多问题却依然新鲜，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思忖。
另一动因是延续了作者对晚清报人、近代舆论的关注。当然，与此前的个案研究比，本书结构上更为复杂一些，而研究者常试图达成自己某种解释的努力，这里亦不能免俗。
读书或者说所谓研究，对我而言迄今并无多少目标，更多的是一种较为私密的业余爱好。在此首先须感谢两位老师的导引，他们让我有兴趣继续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学习道路。一位是社科院已故学者李斯颐先生，一位扎实而低调的学者，虽不为公众熟知，所涉研究领域如晚清官报、新闻法规等成就皆获公认，在新闻史学界一直受到尊重。写作本文查阅文献，他的名字一再出现于海内外学者著作之中，本文对李斯颐先生已刊论文和未刊书稿也多有使用。退休之际的突然故去，令人十分意外和难过，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令人受益终身。
另一位是博士导师张鸣先生。张老师是公众熟悉的知名学者，不过很多人只是他直率、生动的历史著作读者，这多少遮蔽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事实上，他的研究视野相当开阔，对政治制度史，中国乡村、农民等社会史以及思想史领域多有涉入，且常有独到见解。如果走入他的书斋，你一定会吃惊于其中的庞杂。张老师素来自嘲“野路子”，支持、鼓励研究上的百无禁忌和开阔自主，不迷信或囿于理论。虽然本文并非他熟悉的领域，但长期治近代史的心得、见解与问题意识，无疑都让作者受教颇多。
写作也好，研究也罢，从来甘苦自知。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心得、检讨值得分享一下，我想可能会有几点。
一是，本文展开于晚清最后几十年，一段充满张力的多事之世。所谓晚清，无论传统的鸦片战争后，还是甲午战争为节点，或本文所描述舆论史意义上的1872年之后（《申报》《循环日报》此后面世），其中事件、人物庞杂，历史场景跌宕起伏。与上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大叙述相比，这段历史可谓具体，与个体人物、事件研究相比，却又不失其大。如果说回望历史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望远镜”，这算得上一段“中景”，无大历史的恢宏和个体的生动，却既见森林，又见树木。和很多朋友相似，我也偏好具体而微的历史叙述，对大历史研究敬而远之，既无宏大叙事的能力，也无此兴趣。不过却日益理解在很多时候，个体、具体的历史并不能以此推彼、“以小见大”。如秦晖老师所言，如果完全回避所谓宏大叙事，历史就会变成一大堆碎片，仍需要一定的归纳。很多历史现象的解释确需依赖长时段与开阔的视野。以此观晚清报人，诸多个人参与办报机缘差异很大，行动断断续续，其中目的、心理或可得见或并不可得。但与此同时，近代传媒业在中国兴起，众多新旧知识精英史无前例地卷入，则是一个可靠的现象或“史实”，以“群体”和一个较长时段对此给予历史“中景”考察，显得非常必要。此前我对一些历史人物抱有兴趣，一度想加以继续，但考虑再三还是觉得需由点入面，加大视野与跨度。当然，几十年历史之下，本文所涉传教士、洋务运动、新闻立法、近代城市、立宪运动等，皆大而复杂，行文如同田径中的八百米跑，需要一直发力却又要疾驰而过，不能或无力施展，因此相当吃力，尤其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好在研究写作从来都是一个学习过程，迎难而上，不避其陋，也是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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