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将翁、康关系比拟为汉时贤相萧何与大将韩信之间的知遇之交，可以看出康氏对翁的崇敬感激之情。该诗与前引《哀词十四章》、《哭常熟三章》所述情节多有雷同之处。其中有关细节多有疑窦和破绽。其一，诗中言翁“力荐”康在丁酉年十一月十九日前，即高燮曾疏荐康氏之前，此与《戊戌政变记》戊戌正月翁氏“面荐”一论有异。其二，后世学者利用档案史料经过研究证实，高氏荐康系出于康有为之授意，甚至与接受康氏贿赂有关。[43]丁酉冬康上《第五书》被拒后，遂授意言官疏请召见，其进用之急切心情可见一斑。这种心态下，怎会因“思万木草堂学者”而有“束装”南归之意？从时间上看又恰恰在高氏呈递奏疏的那天（应为十一月十八日），显然，这与事理相悖，并不可信。既无“南归”之事，何有翁同龢冒着严寒“枉驾”“留行”之举？且此事独见于康氏本人的诗文而未见时人述及。故所谓翁氏到南海会馆为康“留行”的情节不可信。其三，翁氏“见斥”系在“定国是诏”颁布后，其时康已深简帝心，政治前景十分看好，为朝野所瞩目，他怎么有急流勇退之念？所谓翁氏开缺后康亦“决行”不可信，翁氏嘱其“上意拳拳，万不可行”亦不可信。按一般情况分析，此诗应作于翁氏开缺离京之时。不过，据黄彰健先生考订，此诗系戊戌政变后补作的。[44]如果推断不误，这首诗应与上述哀词形成时间接近，不会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氏逝世的时间。
康有为在民国九年（1920年）写的《翁文恭书〈易林〉书后》一文中，也“生动”地回忆了他与翁氏戊戌年的关系。康氏云：
（翁）公以帝师为相德宗十年，师弟君臣，鱼水情至亲。太后因恶之，撤职回籍编管。先是，公忧中国，进呈吾所著《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因荐言“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遂被德宗特达知。先请定国是，公请于四月，上下诏定国是，决变法。荣禄忌焉，谋于太后。逐公，遂罢相归常熟。吾往望公，亦欲从归。公曰：上待公厚，万不可行。吾遂毗赞维新变法，至八月遂构大变，党祸大严……公以荐吾故，遂移及公，（太后）欲杀之。枢相王文韶叩头求免，下诏编管。吾之累公，危甚矣。……吾以戊戌四月送公行后，累公以大难遂与公永诀。音容既不接，公与吾之书札亦抄没，不复保存。[45]
康氏此记将自己与翁的关系写得很亲近，但与《哀词十四章》、《哭常熟三章》、《怀翁常熟去国》诗注在内容上又有所出入。此文言及翁氏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言“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同时又言翁因“荐吾故”受累被下诏编管，王文韶曾力止未果诸事。这些细节与前引翁斌孙、王崇烈之撰述极为相近，似同出一源。也许这些情况是民国初年康回国后才了解到的。不过，此处并无翁氏曾言“其心叵测”之类的话，这是与《〈翁文恭公传〉书后》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是康故意隐讳不提。此外，康氏这里言昔日翁同龢给他的信札均被清廷抄没，亦有疑问。政变后步军统领及两广总督奉旨从南海会馆、康氏家中搜缴的信牍之中，未见有翁氏致康的信札；迄今流传在世的数以千计的翁氏信札原迹中，亦不见致康氏一札，可见康所言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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