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年康、梁的政治活动中，李盛铎是有关联的人物之一。据孔祥吉先生考证，康有为戊戌年在北京除了自己上书外，还通过不少科道官员代递章奏，表达政见。李盛铎所上《时务需材请开馆译书以宏造就折》、《请明赏罚以行实政折》等即为康有为代拟。此外李盛铎还为康有为引荐过慕名求见的宗室溥侗，这些都表明他们交谊匪浅。[38]当然，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是一个更为重要话题。
李盛铎存札中还有梁启超的五通短札，以及康有为的一封便笺，皆与戊戌年保国会活动相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两次提到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其一云：“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然后卒从康议，于三月廿七日在粤东会馆第一集，到会者二百余人，时会中公推李及□□□、□□□等演说，而李以事后至，是日公拟保国会章程三十条。”[39]其二云：“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继之。”[40]上述说法已在政变之后，对李多有责意。当时李盛铎对保国会活动多有策划确为事实，现存梁氏信札系当日文献，可作补证。其一函云：
频日彼此相左，怅甚。茶会之议，前日所列京省中人才略备。其公车则两广、云贵、川陕、湘、闽浙此间悉有端绪，自余诸省尚未得领袖之人。请公于两江中人才开单见示。其各有所知，亦望示一二至盼。能否将名单拟下尤妙。此举似不可迟也。每日何时在家，兼乞见告，以便趋诣。馀容面罄。敬上木斋先生。启超再拜。[41]
另一函云：
顷见开列京官单，人才极多，似不可不邀致。惟公与南海先生合请，既虑有疏漏不便，似不如由超先行集京官、公车请之，似更无窒碍，以后公或合请或择请，其事甚顺，高明谓何如？敬上木斋先生。弟启超顿首。[42]
另有康有为致李盛铎的一张便笺，也谈及此事。笺云：
木斋兄长：昨以尊意告卓如，仍欲兼请朝士，即听公车办头一次。弟与公请弟[第]二次，亦当于数日间开办矣。敬请大安。弟为顿首。[43]
将此三函与《戊戌政变记》所记核校，可知，起初李盛铎与康有为商议开会，拟所召集者只限于应试公车，李不赞成官员（朝士）参加。后梁启超提议，第一次开会由他出面邀请京官和公车，第二次再由康与李一起联名邀请，或合请或择请可再议，似得到李的认可。李盛铎还为梁草拟了邀请的京官名单。叶昌炽说：“……（康）在粤东馆约茶会也，仲弢、木斋皆左右之。”[44]可见，李盛铎为康、梁策划，时人已知其事。
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第一次保国会开会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据当时报纸报道，“三月二十七日，都下各衙门京官及各省之公车萃集二三百人，在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午后一点钟齐集议事，即在该馆戏园，三面环坐，众学欧西议院之例，保举在坐之人，得多数者，诣戏台前首席，向众宣讲”。[45]此外匠心独运之处，就是请李盛铎的家厨为这次茶会制作“洋式点心”。这与仿照议院推选演讲人之例好像是匹配的，完全体现主办者鲜明的西化倾向。李氏存札中有三封梁启超函件提到“洋式点心”一事。其一云：
木斋先生足下：闻公与康先生拟定茶会之举，倡用洋式点心，诚为简便。顷公车同人拟廿六日开第一会，不识公酌办点心系在某家，请示知，以便匡定。若属家庖，是日应用点心能否借办？琐琐并希示遵！琐琐奉渎，恃爱想见谅。专请大安。弟启超顿首。廿三夕。[46]
其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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