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允叚[假]庖，感甚。点心约需百六十分之谱，其费若干，希示下，俾得送与贵厨措办为盼。诸渎清虑，恧仄之至。上木老有道。启超敬。廿四下午。[47]
其三云：
顷改期廿七茶会，昨奉借贵庖预备点心，请以是日为盼。木斋有道。超顿首。[48]
这三封函笺除说明在茶会期间采用西式点心的欧式风格外，还透露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第一次开会时的人数。后据《国闻报》刊载的题名录，确定为127人，[49]从梁启超的信函看，他们计划只是160人上下，显然开会时没有到那么多人。因为有不少当事人声称他们并没有参加会议，康、梁却无端将他们的名字写入题名录中，如此说来，实际开会的人数可能还少于127人。虽然事先拟订了邀请名单，但很多人（如叶昌炽）没有来开会，这是当时的实情。换言之，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康、梁和李盛铎预料得那么好。
透过这些信函也可以对李盛铎没有开会的原因再做分析。保国会未开之前，由于李不同意邀请朝士（京官）开会，原拟由李、康联名邀请开会的计划临时做了调整，改为第一次开会由梁启超具名邀请。既然李盛铎不主张朝士开会，第一次开会他本人没有出席，也在情理之中。待第一次开会引起守旧官员的忌恨时，李盛铎唯恐开罪于权贵，于是改变承诺，不再考虑与康联名邀人开第二次会，康、梁后来指责他“反复无常”应即此事。可以肯定，康、梁主导的闰三月初一（4月21日）第二次保国会李盛铎也没有参加。至于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3日）李盛铎以御史身份所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虽在御史潘庆澜、黄桂鋆参劾保国会等之后，但其用意明显是讨好守旧势力，撇清自己与康、梁的关系。李在戊戌保国会前后态度的变化，使其巧宦伎俩流露无遗。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1899年6月21日）御史张荀鹤上折称：“现驻日本使臣李盛铎，诪张为幻，上年康逆设保国会，盛铎实供其费。虑人指摘，缪为弹奏，奏草即康逆代定，踪迹诡秘，与康逆时离时合，密谋煽惑，物议沸腾。”[50]在“康案”发生后一年，还有人借保国会的题目参劾李氏，一方面说明李与康、梁在戊戌年的密切关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另一方面，他好像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可见他与荣禄、徐桐等当权者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处处受到庇护。[51]
原载《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1] 参见黄细嘉：《李盛铎与保国会关系考辨》，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有提及，详见下文；另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知新报》第66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901页下。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此段引文亦见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3～64页。但二者标点略有不同。此处采用后者的标点形式。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8页。
[7]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5页。另，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所收此信标点与丁、赵所编年谱相同，见该书第1册，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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