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该周报系由《中国差报》(LeCourrierdeChine)改名创办。1896年6月瑞士人喀斯推剌创办《中国差报》,聘法国人雷墨尔()担任主笔。同年9月,该报转让给主笔雷墨尔,更名《中国通信》,并于9月11日正式出刊,1897年4月7日又由周刊改为日刊。1897年7月1日改称《中法新汇报》出刊,为教会所控制,中文名为《法兴时务报》。该报是法国人在上海及远东地区的主要日报,主要内容有商业广告、邮政信息、气象报告等,后增加新闻比重,1927年7月30日停刊。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102~103、108、11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既然该报确实于1897年4月改为日报,且中文名称又作《法兴时务报》,似多少当与汪康年有些关系。但因缺乏直接材料,详情仍待考。
[9] 参见唐振常:《上海史》,2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 李盛铎与陈炽曾经共同策划过一些商务活动。光绪二十二年初,清廷为偿还对日赔款再次谋划举借外债,身在上海的李盛铎曾为洋商从中介绍,陈炽在京极力撮合。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廿五日记:“到总署,与张公发两人电,致木斋,询借款。”十二月初三日记:“连日为李木斋借款事颇扰攘,今晨与二邸、荣君及同人发一电致木斋,悉照所请,欲杜旁人阻挠也,交陈次亮发。次亮复函千言,论年限须宽,及本息不可并算,余愦愦不能省也。”十二月十五日记:“归后得陈次亮函,李电前议亦动摇,次亮则责余以复绝英、德,辞极厉。”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记:“陈次亮又以英商奥都满行来说,烦懑不可当。”正月十九日又记:“陈次亮书来,撮合奥都满款,作书复绝之。”上述点滴的记载,可以看出李、陈私交甚笃。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65、2867、2870~2871、2879、2881页。
[11]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下同),第1册,27页。
[12] 据宋恕《丙申日记摘要》,“十二月初七(1897年1月9日),任父来访;十七日,始识枚叔于时务报馆,又识马通伯建良”。任父,梁启超之号。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致函汪康年、麦孟华曾谈及此事,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1页。
[14]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5~26页。
[15]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1页。
[16]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5页。
[17] 参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807页,注释8。
[18] 是年二三月间陈炽、李盛铎已经租好办报的房屋。稍后康广仁来沪主持大同译书局时,梁启超曾致信汪康年,称“旧《公论报》房子取值四十元,极便宜”,建议译书局与《时务报》分馆合租使用。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60页。
[19]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590页。从陈炽给李盛铎的一封信看,邹凌瀚(字殿书)似乎也是报事的参与者。函云:“木斋仁弟大人阁下:前数日因右脚大趾踢伤,不能□□,卓如亦病,今日报谒殿书谈及报事,拟本日在一家春奉约一叙。六钟时乞早临为幸。手泐,顺颂台安。兄炽顿首。十九。”李盛铎档案,编号甲6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下同),第1函,第37页。邹凌瀚是江西高安县人,曾捐款创办《时务报》,并充该报记者,又曾参与发起戒缠足会。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4166页,附录,各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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