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8页。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22] 参见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229～230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
[2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2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59页。此信当写于三月十八日后。
[2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3248页。
[2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64页。
[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92页。
[2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95页。
[29] 《时务报》第15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影印本第2册，1030页。
[30] 参见汤志钧、汤仁泽：《维新·保皇·知新报》，55～6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31]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四日致汪康年的信函中，都表达出不能专心为《时务报》撰文的歉意，并对汪康年临时出手相助表示感谢；无奈之下，他还用麦孟华的文章用来“塞责”。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1848页。
[32] 参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512～5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3] 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34] 《知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开始是五日刊，到五月初一日（5月31日）第20册开始，篇幅较前增加一倍，但却改为旬刊，从第112册开始又改为半月刊。除了资金因素，稿件来源、编辑力量不足等客观因素，当是主因。《知新报》从五日刊变为旬刊的情况说明当时办日报确非易事，须有更充分的准备，对创办新日报的梁、李诸人来说面临的考验不会更小。
[3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516页。
[36] 对陈炽有类似评价的还有翁同龢。陈炽乙未二月服阕回京，仍以员外郎供职户部，并在军机章京上额外行走。翁同龢视之为“通才”，“以国士遇之”，对其欣赏有加，加之有堂属之谊，关系似较密切。但稍后二人关系渐渐疏远。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记记云：“陈次亮炽来辞行，甚郁郁，此人有志富强，惟持论太高。”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945页。
[37] 参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22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册，589～59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8] 参见孔祥吉：《李盛铎与京师大学堂》，见《晚清史探微》，77～81页。孔先生所引李盛铎致康有为函，亦收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李盛铎档案中。函云：“长素尊兄阁下：昨走谒不值，甚怅。宗室侗五将军倾慕已久，属弟介绍，欲得瞻仰风采，乞于今午十一钟时，枉过敝寓一谈，伊在此专候也。幸示复不宣。弟盛铎顿首。”见李盛铎档案，编号甲62，第6函，第2页。按，此信似乎没有送到康有为手中，否则不会存于李氏藏札之中。该档案第6函中还有不少写给不同收信人但没有封口寄出的李盛铎亲笔书信，这些原件均由李氏或其后人粘贴在册，连同友朋来札一并被保留下来。
[39] 梁启超：《记保国会事》，《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416页。
[4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69～270页。
[41] 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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