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氏荐康一事中，把高氏愿意荐康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杨锐的关说，似仍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前些年，孔祥吉先生经过研究后，从两个方面推断高氏疏荐可能与康用金钱贿赂有关。
首先，从高燮曾在戊戌维新前后的政治态度看，他对康有为发起的变法活动并不热心，1895年北京强学会和1898年保国会活动中均不见其踪迹。显然，他算不上是康、梁政治活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相反，政变发生后，高燮曾紧紧附和顽固派，对康、梁落井下石。他建议慈禧“当机立断，将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五人速行惩办”，并主张由朝廷颁旨，“将康有为、梁启超务获拿京或就地正法”。[14]这种极端仇视维新党人的心态和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很难使人相信他当初奏荐康氏是出于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
其次，高燮曾确实有过贿卖封章的劣迹。沃丘仲子（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谓，甲午年高燮曾被简为给事中后，屡上封事，但“所言特属弹劾，未尝及朝廷得失，时政是非”。戊戌年夏，高燮曾“附疏论权川督恭寿，谓其声名渐劣，请旨戒饬。德宗谓弹劾须有实迹，令明白覆奏。（高）乃托肆商为介，示意（恭）寿子荣勋，将以贿之多少，为覆奏之重轻，勋不应，遂具疏丑诋之”。[15]据孔祥吉先生引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高氏《密参恭寿片》以及《为署督臣贪劣显著，遵旨据实胪陈明白覆奏折》等材料看，沃丘仲子的记载完全属实。[16]其时正当变法进行之际，高燮曾不关心国事，却热衷于贿奏封章而谋取私利，足见此人人品之卑劣。
在上述两个方面分析的基础上，如果再将高氏荐康之事与康、梁曾有过收买言官的计划相联系，或许会使孔祥吉先生的推断更接近于事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底，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等人关于变更科举的两封信中，非常详尽地提到了“买都老爷上折子”推动改革的设想。他在致康氏信中云：
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之。然风气未开，人才未备，一切新政无自举行，故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倡焉。虽然科举不变，朝廷所重不在于是，故奇才异能鲜有应者。殚心竭力求在京师、上海设一学堂，尚经年不能定。既使有成，而一院白人，所获有几？惟科举一变，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惟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若得言官十余人共倡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林翼）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宗棠）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伊尹之志，子与所取。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要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数百年之国脉，数百兆之生灵，将有赖焉。
与此同时，梁氏致康广仁、徐勤的一封信中亦言：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意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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