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在这两封信中，十分详尽地将“共集义款”，“分馈台谏”，授意言官向朝廷建议变革科举的计划透露给康氏兄弟，并以胡林翼重金贿赂肃顺使左宗棠得以督师为例，强调了“豪杰举事，但求有济”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按照梁启超的计划，请变科举之事须到1897年春帝党官员军机章京陈炽（字次亮）入京后再办之。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朝廷并未有改科举之议，梁启超变革科举的计划暂时搁浅了。但是，从康、梁戊戌年的政治活动看，“买都老爷上折子”却成为他们非常重视的一项政治策略。康有为授意高燮曾疏荐一事，发生在康、梁确立这一特殊策略之后，将其纳入这一范围进行一番考察也是符合情理的。
戊戌年康氏多次代言官草疏，以此方式表达其改革主张，实现其政治意图，背后多有金钱的特殊推动作用。[18]缕述此类情形，对于探析高氏荐康的真实原因也是有所启示的。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以及孔祥吉先生的考证，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至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间，除高燮曾外，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宋伯鲁、李盛铎、张仲炘、徐致靖、王照、文悌等人都曾在康有为授意下上过封事，这些疏稿均由康氏所拟。他们中多数是言官，其中杨深秀、宋伯鲁代康上言最多。时人曾言：“台谏之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19]据考，康有为先后为宋代拟十折十片，为杨代拟七折五片。[20]诸如奏请明定国是、废除八股、效法泰西上下议院之制设立政务处等激进的变法章奏均由宋、杨二人递上。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杨、宋合疏纠参守旧大臣许应骙也“系康嘱宋劾之”。[21]宋伯鲁不遗余力地代康上疏，当时即有人怀疑是接受了康有为的贿赂。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就曾写道：“康有为初未进用，所拟变法章奏，未由上达，皆怂恿伯鲁言之，或传其受有为贿，莫能明也。”[22]
从康有为与御史文悌的关系中亦可窥见康氏结交言官的内情。文悌在戊戌年春与康关系十分密切。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记云：“时文（悌）数访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请先生代草之，甚密。”[23]据孔祥吉先生考证，文悌于戊戌年三月前后所递《参云贵总督崧藩折》、《请拒俄联英折》等即由康有为草拟[24]。但是，随着新旧斗争的尖锐，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他又反戈一击，背叛了康、梁。是年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上折严参康氏“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并纠参宋伯鲁、杨深秀有“党庇荧听情事。”在折中文悌揭露了康氏笼络言官的一些隐情。文悌云：
（戊戌）闰三月间，（康）拟有折底二件，属奴才具奏，一件欲参广东督抚，一件请厘正文体，更变制科。当时即经奴才晓以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遇事原不能向人访问，然必进言者，自有欲言之事，参询详细于人，若受人指使，而条陈弹劾，是乃大干列祖列宗严禁，断不敢为，且其欲参广东巡抚奏中，特为清查沙田一事而发，奴才拒之尤力。至今其拟来奏底，仍存奴才处，而其厘正文体一事，已有杨深秀言之矣。……又康有为于闰三月间，忽遣其门生广东崖州举人林缵统，持其信函，至奴才处求见。……次日备办礼物，至奴才处馈送，甚至奴才幼子童奴，皆有赠贻。奴才大骇，立即驱逐之去，告以如敢再来，定即奏交刑部。林缵统去，而康有为旋来，奴才以正言责之，康有为且言礼亦微物，系由康有为代备。[25]
从文悌披露的情形看，康氏确曾用馈赠手段来联络言官。时人怀疑宋伯鲁受康氏之贿并非毫无凭据。
除杨、宋二人外，另一位代康上折最多者乃内阁学士徐致靖。康氏先后草拟八折一片交由徐氏奏上，其中包括戊戌年四月二十日（6月8日）所递《请明定国是，明示从违折》和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奏请召见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的《保荐人才折》[26]。据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言，“康有为好求人保举，此次徐致靖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折，系康、梁师弟二人密谋合作，求徐上达”者[27]。若此，则其形迹与康氏自拟折片交高燮曾举荐如出一辙。
以往人们在论及徐致靖、宋伯鲁及杨深秀积极支持康有为政治活动时，大多从改革思想的共同性方面去认识，这不无道理。然而，政见契合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据康氏之幕后最大支持者、户部侍郎张荫桓在政变后披露，“侍读学士徐致靖折保酬四千金，宋伯鲁、杨深秀月资以三百金”[28]，这种非局内人无法洞悉的秘密，恐怕不能说是张荫桓无端编造的。这应是康有为用金钱推动其变法活动最有力的证据。
除贿赂言官外，康有为对金钱的运用还涉及其他有助于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各个方面。结交太监，潜通宫禁亦是其政治贿赂的内容之一。政变后康氏族兄康有仪便揭发康有为在京期间曾贿赂过太监[29]。梁鼎芬亦言康氏在戊戌年“交结权贵言路，串同内监，用钱无算”，并指出，康之进用完全是“张荫桓带同贿通内监”的结果。[30]将康见赏于皇帝归结于太监的作用，未免有失偏颇，但通过张的关系结识太监以通消息则不无根据。据近人曾毓隽《宦海沉浮录》言，张氏“与李莲英及诸奄多有联系，……光绪独宠珍妃，荫桓亦夤缘之。奄寺出入张宅，凡有谋谟，得因珍妃密达帝听”。[31]凭着张氏多年与内廷太监建立起的关系，为康引介“贿通太监”、暗通消息是毫不费力的事情。政变后，光绪帝身边的太监有被捕杀者[32]，这应与康有为贿通太监之事有关。
总之，在戊戌维新中康、梁政治活动的背后，金钱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康氏之进用及改革形势的发展，均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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