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胆、识、力”作为诗人的心理结构
“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纲领。志，情，在古人的观念中并无根本区别。“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情、志都属于诗人的主观世界。正是出于此，历代诗学都特别关怀诗人的心理结构。诗人的心理结构直接关系到诗歌创作的成败。袁宗道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叶燮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袁枚说：“人必先具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刘熙载则讲：“诗品出于人品。”明、清时代这些学者的上述见解，并不是他们的创见，只是对于历代诗学的总结而已。
自古以来，儒、道二家都十分重视诗人的心理结构的建设，但它们所注重的方面不同。儒家的理想是“克己复礼”，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仁”的普遍推行，所以儒家对于诗人的心理结构，也就必然偏重于从伦理道德的方面提出要求。孔子在《论语·宪问》就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汉代王充在《论衡·书解》中说：“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唐代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指德行、品质——引者）。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掩’，遮掩——引者）。”唐代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中说：“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义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宋代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致也。”朱熹在《答杨宗卿》中也说：“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这就不难看出，儒家诗学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诗原于德性”“诗品出于人品”。
道家的理想是返归自然，获取那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之“道”，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斋心”“坐忘”，因此，道家对诗人的心理结构，必然从泯物我、同生死、超功利的审美方面提出要求。《庄子·刻意》篇说：“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意思是说，忘却一切，就可拥有一切，超脱达到了极致，那么美和诗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提出了一个审美心胸的问题。后来刘勰所说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则说明创作主体的虚静的心胸不但对审美观照是必要的，而且对艺术构思也是必要的。魏晋以后，讲“虚静”的人也很多，唐代刘禹锡说：“虚而万景入。”宋代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写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他们所强调的是诗情的跃动勃发来源于超脱功利目的的虚静之心。这就不难看出，道家诗学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诗情源于“内美”，诗艺出于“林泉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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