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在诗人心理结构问题上虽然注重点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诗作为“言志”“缘情”的艺术，与诗人主体的心理结构有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因此诗人心理结构的建构是极为重要的。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历代诗学关于诗人心理结构的多层面的论述。诗论家认为，一个诗人的“仁义之心”或“林泉之心”诚然是重要的，但又不能把诗人的崇高品德或淡泊心胸看成诗人心理结构的全部。诗人的心理结构是一个分层面的“系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事类》中也说：“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以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在刘勰看来，诗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两个层面，即先天的才与气，后天的学与习。先天的才与气是“盟主”，决定作品的风格。后天的学与习是“辅助”，决定“事义深浅”和“体式雅郑”。诗人的先天条件作为自然前提诚然是重要的，但刘勰把它放到“盟主”地位，看不到后天的学与习对一个人的才能的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失之于偏颇的。然而刘勰把诗人的心理结构分成先天与后天两个层面，是有意义的。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段话，从字面上看，是在说明诗的本质和特征，提出“别材”“别趣”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说明诗人心理结构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层面。在严羽看来，一方面，“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就是说明诗不是知识的堆砌，不是道理的探求，而是“情性”的吟咏，“兴趣”的抒写。“情性”“兴趣”都属于感性的方面，这就要求诗人必须有感性的心理结构。另一方面，又强调“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说明“情性”要吟咏得妙，“兴趣”要抒写得好，又与知识的积累、道理的探求密切相关，“读书”“穷理”都属于理性活动，这就要求诗人的心理结构在有感性层面的同时，还必须有理性的层面。对于诗人的心理结构来说，缺乏感性的层面，就缺少诗情，理性的层面也就失去意义；但若没有理性的层面，就不能使富于情性、兴趣的感性层面发挥到美的极致。由此不难看出，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实际上讲的是诗人的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心理结构。严羽之后，把诗人的心理结构作为“系统”“层面”来加以把握的人很多。如明代袁宗道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中说：“信乎器识文艺，表里相须，而器识狷薄者，即文艺并失之矣。虽然，器识先矣，而识尤要焉。盖识不宏远者，其器必浮浅。”袁宗道继承和借鉴了古代史学家的见解，把诗人的心理结构分为“器”与“识”两个层面，并认为“识”这一层面是主要的。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叶燮对诗人心理结构层面的分析。叶燮《原诗》内篇说：“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也。”[1]这就是说，诗歌的创作是主体面对客体（理、事、情）的创造，作为主体的诗人必须有其完善的心理结构。在叶燮看来，诗人完善的心理结构，可分为“才”“胆”“识”“力”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缺一不可，“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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