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对诗人的“才”是重视的，他说：“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3]叶燮深知，没有这种主要得之于先天的活跃的诗才和审美感兴能力，就不可能成为诗人。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诗才的发挥要靠“胆”和“力”，尤其要靠“识”。他说：“其歉乎天者，才见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不知有识以后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4]这就说明，对一个诗人来说，“识”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若“中藏无识”，那么就不可能分辨是非、可否、黑白、美丑，就无力反映生活，抒写情感，也就谈不到什么“才”了。“识为体而才为用”，“识”在诗人的心理结构中起主导作用。
叶燮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第一，他继承和总结前人的观点。清楚而具体地把诗人的心理结构规定为“才”“胆”“识”“力”四个层面，并阐明了这四个层面的内在联系，此种理论构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人心理结构理论的总结形态。第二，叶燮承认诗人先天的“才”的作用，看到了诗歌创作作为审美创造活动的特征，但又不把这一点推到绝对化的地步；相反，他强调“才”“胆”“识”“力”四者的统一，尤其强调后天的“识”的主导作用，肯定诗歌创作的认识性特征，反对把创作神秘化，这也是可取的。
中国古代诗学对诗人心理结构的重视，并非偶然。人们深刻地理解到，诗歌创作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客观生活并不会自动进入作品中，生活的散文必须经过诗人心理结构这个中介环节的作用，才可能升华为诗。这一点正如叶燮在《赤霞楼诗集序》所说：“天地无心，而赋万事万物之形，朱君以有心赴之，而天地万物之情状皆随其手腕以出，无有不得者。”[5]“无心”的天地是客观的，在“以有心赴之”的条件下，其诗情画意才能获得“发宣昭著”。问题是诗人的心理结构这个中介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呢？其中有何规律呢？关于这一点，最值得重视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的如下一段话：“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意思是说。诗人在反复的观察、感受中。诗人之心既有“吐”，也有“纳”。诗人以己之心看景物，像投赠，景物引起的创作兴会，像酬答。刘勰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我们揣摩玩味的。
从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来，刘勰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观点，比行为主义心理学高明多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把人对物的关系，归结为人的感受器官消极地接受外物的刺激，他们提出的公式是S（刺激）R（反应），认为有什么样的刺激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完全不考虑反应主体的先在心理结构的作用。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纠正了行为主义的简单化的弊病，他提出了格局、同化、顺化、平衡等一系列富于辩证法的观念和SR的公式。在他看来，客体作用于主体感官，还不足以产生映象，为此还必须有一个来自主体方面的回答性的积极过程。平时人们之所以会面对某种特定事物的刺激而不能做出反应，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就在于主体还缺乏接受此种刺激的心理结构，缺少积极的回答态度。人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他的心理并不是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白纸，只能听任客观的笔随意描画。人作为主体在面对客体时，已有一个格局，一个有先天条件和后天环境所形成的格局。这格局大致上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心理结构，它是对事物做出反应的准备。这种格局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动力和转换力的，它可以说是认识结构的起点和核心，是极为重要的中介机制。当主体以自己的独特的格局对客体做出反映时，主体就必然会“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结构”[6]，这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同化”作用。有了同化作用，主体才能对刺激做出反应。但是如果主体仅仅有同化作用，那么它的格局就不能发展、变化，就不会获得新的内容，不会增长新的智慧。实际上，在主体发生同化过程的同时，又产生了“顺化”（也称顺应、调节）过程。所谓“顺化”，按皮亚杰的解释，是指主体的格局在同化客体的同时，又受到所同化的因素的影响，而得到重新建构。可以这样说，同化和顺化，是主体认识客体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主体以原有的格局去整合客体（同化）；另一方面，主体的格局又受影响于客体（顺化）。主体对客体反映的实现，是由同化与顺化之间的平衡促成的。
刘勰讲“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实际上也就是讲诗人面对外物时的同化与顺化作用。所谓“吐”，就是“同化”，即诗人以原有的格局（才、胆、识、力等）去整合给定的对象，使对象嫁接到诗人前此就已生成的格局上。这是诗人向对象的投赠，对象因为有了这种投赠而充满了诗情画意。“春日”无所谓“迟迟”，“秋风”也无所谓“飒飒”，这是诗人将自己的情思主动地“吐赠”“外物”所形成的风貌。所谓“纳”，就是“顺化”，即诗人的格局是开放的，他在“吐”“赠”的同时，也接受对象的酬答，从而丰富和改变了自己。有所“吐”才有所“纳”；有所“纳”，诗人的心理结构才得以不断建构，也才有新的“吐”。“吐”与“纳”在诗人的创作过程中相辅相成，实际上也就是“同化”与“顺化”的相辅相成。
[1]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9页。
[2]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1页。
[3]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1页。
[4] 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9页。
[5] 王运熙、顾易生：《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6]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先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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