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文化遵从”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根源，还在于上面所说的知识和范型，在作家的头脑中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已经变为作家的无意识，成为一种“情结”，成为他的内在的、非自觉的动能。列宁曾说过：“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这里所说的“逻辑的格”与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范型”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经过千万次的重复才获得的，并具有“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现代心理学表明，在文化遵从反复过程中作家所获得的文化范型是通过“内化”的机制获得的。“所谓内化指的是一种过渡，由于这种过渡的结果，对付外部物质性对象的外部形式的过程转变为智慧方面、意识方面进行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经受了特殊的转化——概括化、言语化、简缩化，而主要的，是能够超出外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10]内化在作家这里就是将外部的文化形态转化为作家心灵内在的知识、范型，或者也可以说是“逻辑的格”。这种过渡的深刻性在于：它已经从意识的层面，转化为无意识的层面，所以能够“超出外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对作家更有意义的一点是，文化遵从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是通过千万次的反复而实现的，在这反复的过程中，由于具有概括化、抽象化、简缩化，文化遵从的具体的内容都可能作为历史而消失，但它的一般形式，即范型，如时空结构、模式特征、活动的次第，却随着文化遵从的不断进行从具体的内容中游离、独立出来，逐渐在作家的身上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范型沉淀下来，使它能够作为一个“格”不断开辟创作的新天地。为什么在许多作家那里，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总是重复出自一个范型的同一个母题，如屈原的“上下求索”，陶渊明的“隐逸”，杜甫的爱民与忠君，白居易的讽喻等，作为一种母题在许多作品中出现，这与他们在文化遵从中所获得的范型密切相关，或者说，范型的巩固性和无意识性，使他们在变换了作品的具体内容之后，仍然不自觉地落入了已获得的范型中。不仅如此，同一时期遭遇相似的作家，也常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同一范型，其原因也是“文化遵从”的相似沉淀为相似的“逻辑的格”。由此不难看出，作家从文化遵从（活动）的反复过程中获得的范型，一旦变成了无意识和直觉，它的强大的动能就会产生无穷的再生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作家总是不由自主地与传统构成同时的局面。
更进一步说，我们无法抛开先辈创造的精神遗产，我们只有解释他们的精神存留物。我们每时每刻与传统共处。即使在大变革时代，传统也不会消失，它仍然在起作用。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说：
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1]
加达默尔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改革并不是抛弃传统，而往往是利用旧的传统，构成新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古代的哲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正是在“五四”的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中，由于引进科学的方法和新的观点，这些古老的东西终于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都是在“五四”新精神的启发下，“化腐朽为神奇”，使古老的东西焕发了青春。这样，这些活动就与传统构成了同时的局面。
还有，解释前人的精神文本，是一个每时每日都在发生的事情，是现代人的一种理解活动。在这种理解活动中，现代人不是消极地接收什么固定的意义，相反，意义是古人与今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说：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12]
海德格尔强调人类的理解活动的“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强调主体在解释历史文本时候的主动性，这并没有否定古老历史文本的重要性。实际上人类的理解活动是一种双向的对话过程，首先必须有古代的文本，它向理解者发出信息，而理解主体则以“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向古老的文本发出信息，在这两种信息的交换中，或者是互相重合，或者是互不相同，或者是互相修正，或者是互相妥协……终于构成了现代人的理解活动。人类的理解活动证明，传统是活的，它没有死去，它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理解活动的基础，并在新的一代人参与下，创造出新的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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