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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_童庆炳(美的极致与“格式塔质”) 第(1/3)页

——浅议“气”“神”“韵”“境”“味”的超越性

中国传统的美意识,从其发端就可以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种。当孟子说“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的时候,其美意识是形而下的,即以人的感觉器官可以感觉到的、具体感性的、有限的事物为美。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或者说“游心于物之初”,才能得到那种“莫见其形”“莫见其功”“莫知乎其所穷”的“至乐至美”的时候,其美意识是形而上的,即不以感觉器官可以感觉到的、具体感性的、有限的事物为美,而是以人的灵性所体验到的那种终极的、本原的、悠远无限的生命感、宇宙感为美。尽管形而下的美意识始终存在着、发展着,但形而上的美意识却被历代的诗文艺术作为最高境界的美所追寻,并被许多理论家规定为区别艺术的高下、优劣的标准。

可能就是由于我们的古人强调那种形而上的美吧,他们在确立美学范畴时,就不像西方人那样着重确立美、丑、悲、喜、崇高、卑下等这些范畴,而是从汉语的丰富的词汇中,拈出“气”“神”“韵”“境”“味”等这些词作为美学范畴,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

“气”“神”“韵”“境”“味”,此外还有“真”(本真、天真、真宰)“灵”(灵性、灵气、精灵、神灵)“逸”(清逸、超逸、高逸、飘逸、逸格)“兴”“趣”等概念,其命题不同,范畴各异,将它们随意混淆是不妥的。但它们又具有同一性,表达了中国人追求的同一种美的理念。它们的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它们都标示美的极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最高境界的美;第二,它们都说明这种美不在实体之内,而在实体之外,即美在象外、意外、言外;第三,它们的形成都可溯源到老庄的“道”,其内涵所指,全是一种终极的、本原的生命体验。下面就此作些具体说明。

图4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摹本)

关于“气”,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和南朝画家谢赫提出“气韵生动”作为绘画六法之首以后,“气”成了诗文与艺术普遍追求的高境界之美。用“气脉”“气韵”“气象”“生气”“气势”“气息”“才气”等词语论述和评品诗文艺术者屡见不鲜。“气”的地位被抬得很高。但对“气”的理解却不完全一样,有人认为“气”是指作家的个性、气质,如曹植。有人则把“气”看成宇宙之元气和艺术的本源,如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性情,形诸舞咏。”还有人则认为“气”是指“气势”,如韩愈在《答李翊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然而不论哪种理解,都把“气”看得很重要,缺少“气”,文不成文,诗不成诗,画不成画。如张籍在《祭退之》中说“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刘禹锡在《答柳子厚书》中说:“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方孝孺在《与舒君》中说:“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还有黄子云说,“诗者,纯乎气息”,方东树说,“诗文者,生气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认为“气”并不是诗文艺术中的一个元素,而是笼盖整体的东西。它既在象中、意中、言中,又在象外、意外、言外。关于此点,叶燮的《原诗》说得特别清楚。他认为诗文是由“理”“事”“情”三者构成的,但“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是“气”。所以“事、理、情之为用,气为之用也”,“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氤氲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这就是说,“气”在诗文中不是那些具体感性的“事”与“情”,也不是有着逻辑结构的“理”,而是形而上的,却又是浩瀚蓬勃、出而不穷的精灵,它根植于宇宙的元气和作家的生命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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