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跟我的老师黄药眠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感到文论的建设要从“中西对话”“古今对话”开始。我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文学理论的真理性的内容并不存在于一家一派的手中，而存在于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手中，存在于古今中外文学创作实践中。因此，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就要走整合的路。在整合古今中外文论的基础上，在总结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与我们当代的创作实践相适应的、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而要整合古今中外，就要从“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类比，更不是简单类比它们的相同方面——对话首先要确定对话的主体，“古”“今”“中”“外”大致说来是四个主体，对四个主体自身的内容及其复杂性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
先谈古今对话。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在长达2000余年里所形成的古代文论，绝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仅仅把它当成一种历史传统来研究，仅仅给它一个必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够的。想简单地将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珍贵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珍宝置之不顾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古典，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作为一个对象，走到里面去，对其中一切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的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文论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参照系。当然古今对话不是说一句“古为今用”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里首先遇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旧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静止的，通过客观的研究是可以复原的。在这种历史观的制约下，把作者的生平、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看成客观的可以复原的对象是合理的，因此选择作者或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单维的研究就比较可行。
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是发展的历史观。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但他又说：“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马克思这段著名的话，表达了两重意思：一方面，历史是既定的存在，永远不会过去，先辈的传统永远纠缠着活人，因此，任何一个新创造的事物都要放到历史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另一方面，今人又不会恭顺历史，他们以自己长期在现实中形成的预成图式去理解和重塑历史，甚至“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因此，今人所理解的历史，已不可能是历史的原貌，它不是古人视野中的历史，而是今人心中眼中的历史。
如果把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运用于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那么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地把历代的文论放置到原有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尽可能回复到历史的真实；但另一方面则要重视主体对固有文论的独特解说，使这种解说带有时代的和个性的特征。新近西方的文论新流派——新历史主义——有一句重要的话：“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他们的观点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又有所发挥。所谓“文本是历史的”，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任何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总具有历史的品格，因此任何文本都必须放置到原有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这样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也才能揭示文本的本质。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的区别
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