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是文本的”，是说任何历史（如历史活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作品等）对于今人来说，都是不确定的文本，因为人们无论如何必然会以今天的观念去理解历史“文本”，改造和构设历史“文本”。而且随着观念的更新，人们会不断地构设出新的“历史”来，而不可能使历史完全复原。之所以会如此，关键的原因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人所运用的语言工具。人是具体历史的产物，他的一切特征都是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氛围所熏染的结果，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历史而回到古代。语言也是这样，语言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因此语言的单一指称性是极不可靠的。这样当具有历史性的人运用指称性不甚明确的语言去阅读历史文本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肯定地说，他所理解的历史，绝不可能是历史的本真状态，只能是他自己的观念构设出的历史而已。特别在解释历史文本的“义理”时，更是如此。
这样一来，我们面对历史文本进行解释时，必然是一种“对话”，一方面历史文本向我们发出了信息，另一方面，解释者也以自己固有的观点，向历史文本投射出信息，这就形成了历史文本和解释者的双向对话，古与今的双向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的原有意义，永恒的真理，已不容易寻找，能够做到的主要是作为主体的解释者运用语言对历史文本的重新构设和解说。随着解释这一观念的变迁，对历史文本的构设和解说也就不同。由于不同时代的解释者观念的不同，对同一部历史文本意义的构设和解说也就不同，那么这个历史文本的意义就不断增加，最终成为一个永远不断增加的意义链。
我的一些著作就是“古今对话”的产物。如《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和《中国古代诗学心理学透视》等，可以说是“古今对话录”，中国古代诗学的历史文本向我发出了信息，我也把现代审美心理学的信息投射到古代诗学的历史文本上面，两种信息进行比较、交流，显示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更奇妙的是在两种信息的交汇中，一种新的信息产生出来了。这种新的信息往往就是我们久久在寻找的自己的思想和“话语”，可以说这也正是建设新理论所需的“砖瓦”。我目前正在从事着《文心雕龙》和中国诗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我发现历史文本正在某个“岔路口”等着我们，我们和它们将进行对话，我无意给“古代”的人物穿上现代的西装，我只是认为“古今”“遭遇”是不可避免的，与其采取被动的态度，还不如主动打开对话之门。从这里我们会惊喜地感到“古今”互相“发明”的境界。
新时期以来，文学界首先出现的问题是理论的尴尬。传统的苏式文论，即现实主义文论失去了它的理论涵盖力，面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现象、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现的格式新奇的小说戏剧，理论变得张口结舌。对典型论深有研究的栾昌大先生写道：“至于如何分析与传统形式迥异的那些现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又当别论。这些人物形象能否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典型这个概念来表示，以及究意应怎样看这些人物形象的审美的艺术的特质等等，是美学文艺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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