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中国理论界又发现了现代派文学和国内文学艺术的哲理化倾向和象征化特征。资深学者叶廷芳先生在评价现代派文学时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哲学广泛渗入文学艺术……作品的哲理意味越来越重。主题思想不是明白说出或让人看出，而是通过某种‘图像’来象征，或通过一种譬喻来暗示，或者通过一则寓言来表达，等等。”[3]青年学者也发现了这一点，刘小枫惊呼：“我们看到，在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诗歌、戏剧则愈来愈哲学化了。表现主义的诗文，存在主义的小说，荒诞派的戏剧，等等，都成了哲理玄思，里尔克、卡夫卡、康拉德、普鲁斯特的形而上学，纷呈出一派光怪陆离的新哲学。”[4]而且，这种风气已经广泛地波及国内，画评家周阳高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也出现了不少以表达某一观念形态为主的绘画，它们往往难于以切实具体的形象为依据。而是借助于似是而非的抽象、半抽象图式去表达这种‘观念’，这种绘画实际上……追求的不是绘画本身所建构的形象，而是企图诠释某个费解的理性观念。”[5]而且不少人甚至认为表达哲理或观念，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最高品位。且不说文艺圈内人士，即使是科学家钱学森也为此推波助澜，他说，我认为文学艺术有一个最高的台阶，那是表达哲理的、陈述世界观的。……这类最高台阶的文艺作品给人的冲击是深刻的持久的，所以我想应该把它们放在顶峰位置。
面对国内外这样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本应当能够回答它是一种什么现象。如果现实主义追求的艺术理想形态模式是典型的话，那么现代主义追求的艺术理想形态模式是什么？现代派的出现是人类文艺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或不可知的神秘现象？这些都是文艺理论应当马上回答的问题，但是西方现代文论没有回答，他们不仅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而且对早就出现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也没有回答，看来西方文论的体系性残缺由来已久！不仅这样，当现代主义传遍世界快要成为历史的时候，西方像韦勒克、沃伦这样的理论家，却仍不承认哲理文学的地位。他们这样写道：“难道一首诗中的哲理愈多，这首诗就愈好吗？难道可以根据诗歌所吸收的哲学价值的大小来判断它的优劣吗？或者可以根据它在自己所吸收的哲学中表达的观点的深度来判断它的价值吗？难道可以根据哲学创见的标准，或者根据它调整传统思想的程度去判断诗歌吗？”这一连串的诘难，是因为他认为现代诗人特别是艾略特等“混淆了哲学与艺术的功能”。[6]他的这种思想与黑格尔、别林斯基如出一辙，带有一种十八九世纪的气味。而且更有甚者，披着时髦的现代学术外衣的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竟然把它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传统的叙事文本，而浪漫主义和现代派作品，并没有进入它们的学术视野！这也足以说明，西方也存在着文论严重落后于文艺现象的情况。这不仅成了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最新课题，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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