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范畴的出现，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对它的哲理性观念性的本质特征、象征暗示的方法特征、荒诞性的形象特征和意蕴特征以及多义性、求解性的审美特征的揭示，使20世纪现代派文学艺术成了可扪要辨的文艺现象，也使中外文艺史上的哲理文学的思潮流派得到了恰当的描述和肯定，使人类关于这类文学艺术的认识达到了同对写实型文艺一样成熟、自觉的程度，其理论形态也呈现出系统性和科学性。顾祖钊对中国古代意象观的钩沉，无疑克服了西方文论的体系性残缺，把人类对表意性文学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文论把意象作为一种艺术至境形态的钩沉，便立刻引起人们对如何看待它和典型、意境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于是顾祖钊推而论之，提出了“艺术至境三美神”的观点，即提出了由典型、意境和意象独立互补地而又相辅相成地构成了三足鼎立的三元式艺术至境观的新论。这一新论，下源于对文艺现象的反思，中来自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梳理和发掘，上印证着老子“三生万物”观点，还与德国古典哲学概括的人类知情意的精神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对人类审美理想的感性模式第一次较全面的揭示和描述。这种艺术至境格局的揭示，其深层牵涉着对文学本质的多元性的描述；其表层则牵涉着对创作论、发展论、接受论的全面革新与改造，所以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顾祖钊的艺术至境研究，关系到文艺理论建设的全局。他的研究成果一旦得到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和承认，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许多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对许多既成的结论，做出革命性的改变。……也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设也会以此为契机走向成熟。”[10]因此，顾祖钊提出艺术至境论，或者说顾祖钊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发掘提炼出的艺术至境论是一种很难被推翻的理论，人们迟早会接受并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
此外，我还说过：“艺术至境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是确立单一的审美理想还是容纳多样的审美理想的问题。”这个问题被顾祖钊概括为艺术至境观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顾祖钊发现人类从古至今，一般都不自觉地受着某种一元艺术至境观的局限。例如黑格尔虽然已发现艺术有三种类型，但却独钟情于典型，认为典型性格的塑造最符合他的理想；康德则偏爱那种属于“超感性境界示意图”的形象，朱光潜把他的这种最高审美理想范畴翻译为“审美意象”；别林斯基虽承认艺术有写实的和理想的（或称浪漫的）二型，却认为“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11]他竟然没有发现写实型作家与浪漫型作家创作的方式是纯然不同的，他也是个以为审美理想模式只有典型的理论家。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王国维身上，这位受过西方文论洗礼的理论家，在接受西方文论创作有写实与理想二型的理论之后，却视西方典型论如未见，唯独标举中国抒情文学的审美理想模式意境论。这些现象说明，无论中外，人类自古皆不自觉地受着某种一元艺术至境观的局限，概莫能外。若是某位作家艺术家持这种一元式艺术至境观，终生以某种审美理想模式为追求，衣带渐宽终不悔，那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则是一种幸事，正适于他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到极致，攀登上某种艺术的高峰！但是，若是理论家也持这种一元式艺术至境观，他便要产生理论偏见，限制他的理论视野，生产许多带有片面性、绝对化的理论。
也许由于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过于辉煌，这就造成了别林斯基把典型论绝对化，认为艺术的天宇里只有典型论！30年代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被整理发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高度评价又与俄罗斯理论传统一拍即合，使他们以为整个无产阶级文艺的外延就等于现实主义，于是当时苏联文论家就把他们民族的现实主义和典型论的一元式艺术至境观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誉宣布于世，称苏联社会主义艺术的“唯一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2]只准现实主义一花独放，给苏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完全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赞扬过浪漫主义的许多作家（包括歌德），称赞过狄德罗的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这些事实。这便是膨胀了的一元式艺术至境观给我们造成的危害。60年代“法共”作家加罗蒂提出过修正性方案“无边现实主义”，苏联在70年代也有人提出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毛泽东1958年曾经提出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但由于在艺术至境观上仍独尊典型论，因此也只能使这些建议归于流产。而且，现实主义能够无边吗？开放了边界还是现实主义吗？这些在今天看来明显犯着逻辑错误的命题之所以被提出，一方面说明人类想突破现实主义圈子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人类被某种一元式艺术至境观桎梏得何等痛苦。在这种一元式艺术至境观的桎梏下，要想有什么理论建树也是不可能的。
反观20世纪的西方，当艾略特和瓦莱里起劲地鼓吹诗的哲理本质的时候，当苏珊·朗格、科林伍德起劲地鼓吹诗的情感本质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享誉世界的学者，仍然被绑在他自己选定的艺术至境观的绳索之上，用顾祖钊的话来说，他们仍处于一元艺术至境观的桎梏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他们的理论仍是片面性极强的理论。因此理论家只有从不自觉的一元艺术至境观中解放出来，换上一种崭新的三元式即多元式艺术至境观，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理论创造的自由。
这样看来，顾祖钊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论和艺术至境论的钩沉与重构，并不是使人类文论走向封闭，走向保守，走向僵化和倒退，相反，而是可以由此走向开放、走向超越、走向全局和进步的起点。这是因为现有的西方文论或苏式文论，它只是发源于古希腊文化的西方人的思维成果，由于视角和立场的片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垄断真理的全部发现权；而尘封于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古代文论，却保存着几千年里中国人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保存着由中国人的艺术实践积累的真理性认识，只有把这一部分人类智慧成果发掘出来拿来与西方文论比较、融会，才能获得更为全面、更为接近真理的认识，才能创造出能够超越个人偏见、民族偏见和文化偏见的文论，促进人类关于艺术的理论思维进一步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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