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作为关心当时诗坛的鉴赏家，自然有他评论诗歌优劣美丑的观点。那么，他在他的著作中，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分的呢？或者说，他认为诗美究竟存在于哪里？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一个根本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罗根泽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做的回答仍然是最好的，这里根据他的一些立论，并作一些补充。罗根泽说：“自钟嵘看来，用事用典，宫商声病，繁密巧似，都违反自然，矫正的方法，当然也就要提倡自然。刘勰也提倡自然，但不以自然为根本观念；钟嵘《诗品序》里深深的慨叹‘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他所标榜的准的——即根本观念——是自然。”[2]这个说法是总观全书所作出的结论，是比较有力的。在《诗品》里，钟嵘反对当时诗坛上的几种不良倾向，其一就是用典过多，以知识入诗，成为一种倾向，这就使诗歌的抒情性质大大消减了；并且使诗变得晦涩难懂，枯燥乏味。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这一现象有所描述：“……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彩。”这些在诗中大引典故的人，显然不知诗之为诗的审美抒情特征。针对此点，钟嵘在《诗品序》中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为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3]
钟嵘指出，选词造句合理，排列事实合适，就是通达的文章了。至于经世治国的文献典籍，应当广泛征引，驳议奏章，称颂古人，也适宜引用前代的事迹。至于吟咏情性的诗歌，又何必以引用典故为贵呢？像“思君如流水”，写的是眼前所见；“高台多悲风”，也是眼前景致；“清晨登陇首”，哪里有典故；“明月照积雪”，难道是出于经史吗？遍观古今的佳句，都不是拼凑典故而成，而是“直寻”。颜延之、谢庄用典尤其繁密，影响当时的文学界。因此，大明、泰始时期，文章如同抄书。近来任昉、王元长等，文不贵新奇，比赛着用新典。自此以后的作者，受其影响，竟成一时风气。于是讲究没有一句无典故，没有一字无来历，其结果是生硬、干巴，拼拼凑凑，对创作造成了严重的毒害。而自然而然的精粹旨义，却很少人去寻找。（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的文章已无高超之处，那么就多一些典故和哲理吧，虽没有天才的表现，也可以卖弄自己的学问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在这里，钟嵘首先认为诗歌和一般文章是不同的，一般的文章可以多引证一些也无妨，因为那时议论文字，可以用“他塑”的技巧，以前人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论点，这是必要的。但诗歌是抒发性情的文字，多用典故，就可能枯燥无味，因此诗歌作为审美的形态应多用“自塑”的技巧，这样才能抒发自己的感情，也才能感动别人的心。其次又认为，诗歌是天才的产物，最宝贵的是“自然英旨”，而不是什么学问，所以典故、哲理再多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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