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自然英旨”的境界呢？钟嵘提出“直寻”说，所谓“直寻”就是直观，写自己眼前所见的具体生动的形象，只要自己有内在的领悟力，那么在所写的形象中必然会有“自然英旨”之深刻和情趣。钟嵘在评谢灵运的诗歌时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另外在评陆机诗歌时提出的“直致之奇”，也意在说明诗歌创作是对真实和真理的直接的观照。这是对“直寻”说的进一步的说明。“直寻”说的提出，是古代诗学创作论的一次飞跃，因为它揭示出诗歌的创作是与直觉密切关联的。后来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王国维的“不隔”说都受其影响。由于“直寻”是主体对客体瞬间的把握，容不得用知识来拼凑，所以是最自然的。在“直寻”中，“自然英旨”也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达到了。
其次，钟嵘又指出第二种不良倾向，那就是当时诗坛过分讲究声律的弊端。南齐时期出现一种“永明体”诗歌，且有泛滥之势。所谓“永明体”是根据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理论创作的严格格律化的诗体。平、上、去、入四声，都必须遵守，每句中五个字的声韵也有区别，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是“病”。应该说，五言诗讲究韵律，对形成诗歌的艺术文体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在声律上限制过多，就必然会妨碍诗歌思想感情的表达，并失去自然的品格。钟嵘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永明体”表示不满，《诗品序》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4]
意思是说，从前曹植、刘祯是文章的圣手，陆机、谢灵运也是两位才子，他们锐研精思，千百年中，没有听说“宫商”的区别和四声的理论。有人说这是前人偶然没有发现，难道是这样吗？现在尝试来谈谈这个问题，古代的“诗颂”都是有音乐配合的。所以若不调和五音，就不会和谐动听。……现在写诗已不配音乐，为什么还要讲究声律呢？……（现在）王元长开了头，谢朓、沈约推波助澜。这三人有的是贵公子，少时有文才，于是很多人仰慕，在声律上竭力搞得很精密，好像衣裳上的皱褶，屋上架屋，重叠繁复。这样造成语言上的拘束，破坏诗的“真美”。我以为创作的原则，本来应能诵读，不能滞碍，只要清音和浊音和谐，也就够了，至于四声的讲究，我做不到，所谓“蜂腰、鹤膝”的毛病，一般人不可避免。在这里，钟嵘从对诗歌创作中声律的运用切入，进一步提出了诗要“真美”，即自然之美。钟嵘也认为诗歌创作适当地讲一讲声律是可以的，他就曾用“音调铿锵”评价过诗人的诗，可他以为在声律上“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也就够了，决不能因讲究声律妨碍诗的感情的自然表达。所谓“真美”，即是自然真实的美，不是人为造作的美，过分注意声律，讲什么四声、八病，这就必然陷入人为的造作，而丧失了诗的“真美”。钟嵘的“真美”说，与他的“直寻”说，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真美”说是从诗的效果上说的，而“直寻”说是从创作的角度上说的，但两者所强调的都是自然：感情的自然，声律的自然，“自然英旨”的境界。
最后，钟嵘对于当时的诗歌受玄学的影响也深为不满。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5]本来“黄老”作为哲学思想是崇尚自然，但有些诗人不明白诗歌的抒情性质，不宜于说理，或故意在诗歌里面卖弄知识，使诗歌淡而无味，在抒情的文体里，夹杂着那么多的玄理，当然也是不自然的。所以“自然英旨”说也是针对当时诗歌的说理倾向也提出来的。
不难看出，钟嵘关于诗歌应以“自然英旨”为美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当时诗坛的种种弊端而发的，但“自然英旨”应是诗美的普遍属性。他的这一诗学思想显然源于庄子的“天籁”观。刘勰《原道》等篇中开始主张文学的“自然之道”，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则是钟嵘。钟嵘从创作论上力主“直寻”说，反对过多用典，反对过分追求声律，主张对事物的瞬间把握；在鉴赏论上则力主“真美”说，以诗歌的真实自然为欣赏的高格。他对一系列诗人的评议都体现出这个标准，如他评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从钟嵘以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成为诗美的极致。“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陆游《读近人诗》），故意的雕琢成为诗美的“敌人”。可见“自然英旨”对后代的诗评是有直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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