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让我很受震动,我也立刻联想到钟敬文先生的一个说法:“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两位老人晚年时如此评价自己,不约而同,在我看来绝非什么自谦之词,而是活到一种境界之后的大彻大悟之言,其中我以为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想有所发现,有所出新,以真知灼见之文行世,是难乎其难的;二是贪多求快,或逞一时之勇,可能会写出学术时文,却又往往速生速灭,成为过眼烟云。我觉得起码在童老师那里,他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却又来不及补救了。因为那天他结束发言时说:“我自己觉悟得太晚了。”
因此我猜想,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童老师或许并非主要是欣慰和满足,而是有些失望,有些遗憾。为了弥补一些缺憾,也为了把他这套文集归置得妥帖些,修补得漂亮些,2014年暑期他又亲自动手,调整、补充、完善、提高,直到把自己折腾出毛病。我还记得那是去年8月28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我把童老师的保姆小郭约至北师大西门外,与她在零星小雨中聊童老师近况,长达一小时(此前她曾给我打过电话,直言童老师身体不好,希望与我见面说十分钟)。她说,童老师最近被十卷文集折磨得够呛,脑子也不好使了,重复打印了多遍文稿,老出错。她还说,童老师依然惦记着要再写两三篇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这样才能使《〈文心雕龙〉三十说》圆满。而这本书既被童老师看得很重,也正是他准备收到文集中的内容之一。她希望我们想想办法,帮帮他,劝劝他,让他停下手头的所有事情,好好休息一阵子。
事情紧急,我马上给程正民老师打电话,向他求主意。程老师立刻去看望童老师,发现他果然状态很差,便赶快跟我说,得给童老师减负。他建议我与姚爱斌加入进去,爱斌负责《文心雕龙》卷,我负责另一卷论文组成的集子,别让他再跟自己的文集较劲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进入,童老师就在9月初给我电话,让我和爱斌各派自己的一位学生去他家,帮他再整理一下十卷本的文集,他说他自己老也弄不好。我随即与爱斌商量,他派出了杨宁宁,我则派出了徐晓军。
2014年秋冬之际,很可能是童老师平生状态最差的时期。那一阵子,他的脑子确实出了点问题——张嘴忘词,提笔忘字,思维迟钝,语速更慢。他也跑了几趟医院,让医生帮其诊断病因。但就在这种状态下,他每天还要读书写作,力争让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一个大团圆结局。他跟我说过,坐在电脑前,他经常是精神涣散,哈欠连连,犯困,打盹儿,有时甚至会睡过去,但醒来之后还得接着工作,效率很低。每每想到这幕情景,我就觉得心酸,也觉得有些悲壮。也许,那时的童老师已意识到什么,他在与死神赛跑,也在挑战生命的极限。套用以前的一个说法,他确实是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至年底,他终于把十卷文稿理顺了,也差不多补齐了。但交到出版社后,他依然不放心,便又在今年春节期间修补一番,重新提交一遍电子版。大概只是到那时候,他才算是松了口气,也了却了自己平生最大的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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