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提出“虚静”说的同时，又提出了“物化”说。在《齐物论》的篇末说：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26]
庄子这里提出“物化”理论，其目的是说明他的“齐物”之理，人与物平等相齐，消除差别。齐物是为了得“道”。但道为物之本，隐含在万物之中，因此必须与物合而为一。这里讲“物化”就指修养“道”的一种境界，在此境界中，生与死、醒与梦、人与物所有一切差别都消失了。人“物化”了，物也“人化”了。这种“物我两忘”和“物我转化”的境界，在《庄子》其他篇中也有涉及，如《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27]在这里，庄子申说他的“物化”论所含的艺术思绪，即我与鱼可以合一，所以我知鱼之乐。我与你惠子也是可以相通的，所以你实际上知道我知鱼之乐。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由于“物化”论具有的艺术因素，所以庄子的“物化”说开了后来艺术“物化”论的先河。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轼谈论文与可画竹时候的经验。他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说：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28]
这里，苏轼已经把庄子的作为哲学的“物化”论，转变为艺术的“物化”论。其基本要旨就是物我两忘、物我同一。但具体过程似乎又可分为三阶段：“不见人”（忘境）—“遗其身”（忘形）—“与竹化”（物化），也就是创作主体通过“忘”周围的环境、“忘”自己的形体，与所创作的对象合而为一，这样就必然可以把创作对象的形神都把握住，而创造出一个生动传神的艺术世界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不是消失了，而是完全移置于对象中了。对象（如竹），本来是无情的，由于主体在忘我的境界中把全部情感移置入对象（如竹）中，那么，对象（如竹）也就富于情感的表现。
中国的艺术“物化”论与西方的“移情”论也有相通之处。朱光潜教授在谈到西方的“移情”论时，引用了庄子与惠子讨论庄子何以知“鱼之乐”的对话，并说：“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一切己身以外的人和物，如果不凭自己的经验去推测，人与物的情感是无从了解的，这种推测自然有时错误。小孩子常和玩具谈话，不肯让人去敲打它，有时还让它吃饭睡觉。这也是因为他‘设身处地’地体验玩具的情感和需要。我们成人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开这种心理习惯。诗人和艺术家看世界，常把在我的外射为在物的，结果是死物的生命化，无情事物的有情化。”[29]
西方的“移情”论的创立者是德国学者立普斯（1851—1914年）。这里我们不想全面介绍“移情”说的要点，但我们可以指出“移情”说的基本内容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人的感受与移情虽然都是心理活动，但两者是不同的。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其界限是清清楚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它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界限。立普斯举例说：“如果我在一根石柱里面感觉到自己出力使劲，这和我要竖立石柱或毁坏石柱的出力使劲是大不相同的。再如我在蔚蓝的天空里面以移情的方式感觉到我的喜悦，那蔚蓝的天空就微笑起来。我的喜悦是在天空里面的，属于天空的。这和对某一个对象微笑却不同。”[30]由此可见，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是“我”把情感投射于物，于是在物中也就有了我的情感，这恰是我欣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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