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初,我陪章师到北京参加《宫崎滔天家藏》一书的首发式。供职于出版界的校友谭徐锋闻讯赶来相聚,当晚就在我的屋里休息。我们躺在**闲聊,对很多大学问家突然故去一事颇为感慨。
“要是身边的人能在老人健在时做点口述采访,留下一份口述文献就好了。”我说道。
徐锋深以为然,并说他有意组织出版一套学人口述自传,且问我:“你能不能负责对章先生的采访?”
章师虽然体力、脑力都还健旺,但毕竟已入耄耋之年。他很豁达,常和我们晚辈开玩笑:“别看我现在还行,但这个年龄的人,已是风烛残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迷糊过去了。”先生一生风雨,历经世变,阅尽沧桑,我知道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这些故事,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甚至能为歧路彷徨的人们提供些许正能量。如果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情形万一出现,岂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给人留下无可挽回的遗憾!
于是,我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临别,徐锋向章师正式提出此事。章师表示认可,只是强调:“等这一段忙完了再说吧。”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章师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泰山北斗,有大量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需要参加,忙碌异常。我们理解章师的苦衷,相约2012年正式启动口述采访。
不过,我的准备工作在2011年就开始了。我虽然学历史出身,但并没有什么口述采访的经验,因此必须猛补口述历史的理论课。囫囵吞枣地浏览了几部口述历史的理论著作之后,我开始着手起草采访提纲。提纲草就之后,曾提交到本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学术例会上讨论,很多同仁补充了许多细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谨致谢意。
当然,也有人觉得我的采访提纲完全不可行,太面面俱到,不如就一些学术问题,与章师展开探讨式交流。对于这一意见,我很遗憾未能采纳,因为此次采访的关注点,不是章师的学术,而是章师的生平,因此唯恐不面面俱到。当然,这样一来,在学术问题上,确实是不够深入的。这一遗憾,大概只能以一部学术评传弥补。此项工作,只能留待有心人了。
很庆幸,我的这一“不限定主题,而力求全面”的方案,得到了章师的认可。他翻阅了一下采访提纲,说:“那就按这个进行吧。”于是,采访工作从2012年4月初正式开始了。但在第一次口述之后不久,章师生病住院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他不允许研究所的同事去看他,还封锁消息,连在哪里住院也不让大家知道。但越是这样,大家心里越着急。好在月底的时候,他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办公室。我赶忙跑去看他,他笑道:“我知道这次牵动大家的心了,但大家不要急,我自信还可以陪大家玩几年。”乐观豁达,一如既往。
那次见面时,他还就口述事宜提出三点意见:一则以后不再用摄像机,二则由以他为主动改为以我为主动,三则每次采访时间缩短为一小时。
但后来真正落实了的,只有第一点。章师不愿摄像,原因很简单:“摄像机往那一搁,让人不自在,至少是要始终正襟危坐。”我也觉得口述的时候没有必要每次都摄像,因为口述者每次都坐在那里讲述,进入镜头的场景非常单调,录了也没有多少美感。因此,章师的口述文献中,只有第一次有录像。
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无法落实。章师思维敏捷,体力健旺,又是讲自己的故事,因此我很难争得什么主动。至于时间,我是很想控制在一小时之内,以免他老人家太辛苦,但他讲到兴头上时,自己不愿停下来,我也就只好“客随主便”了。
在5月初重启口述之后,进展颇为顺利。章师很重视此事,我也将其作为工作的重心。口述工作到11月底告一段落,总共有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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