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人出海“远征”都不加鼓励，也缺少向外开拓的传统和兴趣，因其不易管理，且出海民众心思活跃，不惧规则，容易成为动乱之源。商人地位的低下和商业文明始终无法突破壁垒，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1740年，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荷兰人对爪哇岛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侨进行大屠杀。屠杀持续了一周，华侨被杀上万人，血流成河，侥幸逃出者仅150人，史称“红溪惨案”。
第二年夏天，消息传回国内，朝廷展开了一年的讨论，认为被杀华侨“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最后，乾隆下达旨意：“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并同意“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其照旧通商，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虽然有强如汉唐的辉煌，也曾北逐匈奴，开通西域，也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历朝历代其实并没有对海洋发生多少兴趣，安然地在海洋、高山和荒漠的安全屏障中平静地过着超稳定的生活。直到英国的舰队来到中国……
近几十年来，格局开始变化，陆续有中国企业出海远征，开始对世界的“新征服”。可惜，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立足者少，败退者居多，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高墙挡住了中国企业出海。
中国人可以去，中国企业不能去。
有墙，自然就有凿穿墙的人。破壁者中表现最耀眼的，当属华为。
1996年，任正非开始布置华为“走出去”，把大量的优秀销售——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愿意去的和不愿意去的，“下狠心”往海外扔，而且决不妥协，只有“去”和“不去降级”两条路。
客场作战，不占天时、地利、人和，华为人能拼的只有自己的命，咬着牙比友商更快、比友商更能吃苦，友商做不了的，华为拿过来拼命做。就是这批操着不熟练的英语甚至根本不会英语的华为人，这般拼命，拿下第一个海外单子是在1999年，他们终于在越南和老挝中标。这三年间，是华为海外开拓人员忍饥挨饿的三年，是挣扎求生的三年。
2000年年底，华为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了著名的海外市场誓师大会。
2016年10月28日，华为再次大规模远征海外，任正非在“出征·磨砺·赢未来”研发将士出征大会上做了《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讲话：
在当前行业数字化及网络转型的时机，我们从研发集结了2000名高级专家及干部，奔赴战场，与几万名熟悉场景的前线将士，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铁流。在机会窗开启的时间，扑上去，撕开它，纵向发展，横向扩张。我们的总战略正如徐直军在法兰克福宽带大会上所说的，“做多连接，撑大管道”。我们错过了语音时代、数据时代，世界的战略高地我们没有占据，我们再不能错过图像时代。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以招聘新员工培训后扑入战场，等3～5年他们成熟的时候，这个机会窗已经半开半掩了，我们又失去了一次占领图像高地、云化时代的机会。因此，我们短时间直接选拔了有15～20年研发经验的高级专家及高级干部投入战场，他们对技术深刻的理解能力，与前线将士的战场掌控能力结合在一起，一定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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