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1 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但是，遵义会议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的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些调整，更深层次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问题，还来不及系统和全面地加以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仅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还不可能彻底克服其错误和影响，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对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承担和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我们党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彻底厘清党内的种种错误认识，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统一思想，以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和水平。
其二，思想界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到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战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与有关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的思想界展开了有关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首先是由张东荪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始的，随后，叶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张东荪进行所谓的批判，散布了许多具有欺骗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艾思奇等人又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歪曲。这场哲学论战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其三，从国内外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党能够对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理论意识；在国内，“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掀起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也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讲演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理论环境。
其四，《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三个来源汇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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