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十分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依然千方百计搜集并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主义》《 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书。[23] 苏联哲学家在20 世纪30 年代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也为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直接的哲学资源和理论准备。毛泽东阅读了三本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定等著的《新哲学大纲》，米定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认真阅读了这几本书并做了许多摘注和批注。批注中既有对原著的概述、归纳，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质疑，然而更多也最具特点、最有针对性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所做的发挥。[24] 毛泽东作为职业革命家、军事家长期戎马倥偬，日理万机，没有太多的闲暇从事纯哲学理论的研究，他的许多论著，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较为具体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党建等问题做具体分析，因而一般属于应用哲学范畴。然而到了这个时期，毛泽东有了较为充足的闲暇时间。
他不仅发愤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还涉猎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根据美国记者斯诺的回忆，毛泽东所读的书“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25]。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使得毛泽东扩大了自身的哲学知识面，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的哲学智慧和哲学思维的水平也由此得到了升华和飞跃。
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熟读《易经》《 道德经》等传统经典。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哺育、浸润了毛泽东的一生，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熟谙历代先贤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对他的影响尤大。先贤的思想文化和哲学遗产，经过他的批判、改造、提炼、加工后，也创造性地融入《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之中。这也使得我们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实践论》和《矛盾论》在遣词造句、叙述风格、用典举例等方面处处体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用简洁的文字、熟悉的案例和明白易懂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道理。
第三个来源，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这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的一个来源。毋庸置疑，中国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革命。但是，一系列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残酷的革命实践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马列主义不行；有了马列主义，不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不行。中国革命在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和失误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最重要的实践来源。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著作，之所以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并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中国道路而享有独特地位，这应当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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