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时的《杂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此看来，张爱玲在沦陷时期为《杂志》撰稿（她也曾为《新中国报》副刊撰稿），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当然，张爱玲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历史就是这般复杂，这般吊诡！”[202]
当时进步文化界，也曾有意让张爱玲远避污泥。柯灵回忆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二人可谓文友。1945年6月，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在贝当路美国学堂旧址里，张爱玲得知后由胡兰成陪同去柯家慰问，并留言给他。之后胡兰成还对日本宪兵说，让他们能释放则释放。柯灵回家后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用文言给张爱玲回复了一个短信。
由此可见，当时的进步文学界对这个才女是多么关切，爱护之心，溢于言表。亦可看出，张爱玲的兴趣全在文学，全在个人的创作活动，为此而不顾一切，连个人的其他声誉也不顾。她后来的被少数人误为“汉奸文人”虽然确是个误会，但她自己也有责任。
我们不要忘了她是个怪才。怪才通常是容易遭人误会的，张爱玲一辈子都在人们的误会之中生活。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痛苦的环境之中。一个没有父爱、少有母爱的人是很可能把常人看得很重的观念看轻的，也很可能把别人固守的价值看得不太重要。人生的苦难、时代的变幻，几次求学之梦做到一大半就被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所打碎，于此她深感个人的渺小无力，因而对政治、对时局她是有意隔膜麻木不仁的。对上海当时的一系列事变，她常抱的是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比如米价屡涨、灯火管制、抢购黄金、交易狂潮、恐怖演习、市民证、防疫证等与上海生活相关的事件，在她的文字中从无表现。她惟一关心的就是创作，是自己的书能否出版。那时常有作家出书自己负责印刷的情况。上海因物价猛涨而出现了各种抢购囤积风潮，白报纸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控制下，胡兰成任总主笔的《中华日报》是汪伪政府机关报，配置的白报纸特别多。张爱玲惟一的囤积品就是白纸，她甚至晚上睡觉也睡在一堆白纸上[203]。这一细节逼真地反映了张爱玲的生活态度。她的作品也是有力的证明，她笔端不沾政治，没有对战争的具体描绘。她的创作焦点是人，是乱世中人性如何体现出来。那时上海的日伪军常以一个随便的理由在街头实行封锁，给人们带来紧张和不便，张爱玲的《封锁》表现的不是对制造封锁者的仇恨，也不是封锁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把封锁视为一个相对封闭与世隔绝的空间，以这个空间中一对陌生男女的短暂爱情故事，表现道德与人性、俗世与纯情的冲突。在一个不纯的文学背景中描写了一个纯文学（人学）的故事。这就是张爱玲之为张爱玲。
总之，苦心营造艺术精品，不顾时代风云变幻，张爱玲以文学为自己表明了一种有异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活法”。在人格上，她留下了误会；在创作上，无论怎样她在这时成功了，也许只有在这时她才会成为如此醒目的成功者。
对此，龚之方的评价比较客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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