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沉下去的时代
没落的黄昏、阴森的月夜、嘈杂的都市、封闭的公馆，畸形的**、无爱的婚姻、扭曲的人性、颓败的人生——这就是40年代初中期上海的一个年轻的女作家的“传奇”小说世界。这是上海香港的传奇，是遗少和洋场社会的传奇。这里有一幅幅荒诞、精巧、滑稽的洋场风俗画，与之相伴的风景同样是光怪陆离、繁复驳杂的。张爱玲把这种古今中西的不协调情形概括为“犯冲”。在这种犯冲的背景中，生活着一群窘迫矛盾的人物：一个钟头看中国古籍，一个钟头看外国新学问的朱先生（《等》），被夸为新的旧的都来得的朱晶尧和集姨太太与正式妻子于一身的淳于敦风（《留情》），“最合理想的现代中国人物”佟振保（《红玫瑰与白玫瑰》），自称顽固起来比任何秀才都顽固的华侨巨子范柳原（《倾城之恋》），学了西方的性开放、回到中国来运用的华侨之女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整日跟舞男似的轻人、三宫六嫔的老爷和英国兵厮混的富豪遗孀梁太太和有二十来房姨太太的乔诚爵士（《沉香屑·第一炉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遗老遗少们。他们在社会动**剧烈之时纷纷逃到上海，以图在租界中寻一庇护之所。他们是一群败渣，政治上失势，经济上无增。他们自动与时代脱了节，时代自然抛弃了他们。有的力图“一手挽住了时代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的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花凋》）。他们的精神生活完全腐败。加倍地花公账、办小报、吃花酒、捧戏子、逛窑子、娶姨太太、宠妾灭妻，只顾得保全大节，不忌醇酒妇人，各个都狂嫖滥赌，来补偿他们的空虚。
至此，可见张爱玲的“传奇”世界是一幅幅苍凉没落的风俗画，是一幅幅人欲横流的百丑图；这是一本中国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的生活大全，这是上海香港洋场社会的形象记录。
联系着张爱玲各时期长短不一的作品的纽带是爱情婚姻与两性关系，这是她小说情节的中心点。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下，在洋场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中，没有一种男女关系是健康的。作者逐一嘲弄和否定了这些男女关系，她提供的是一个无爱的男女世界。这一世界是道德破产、人性沦丧的必然结果，它集中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都市社会的典型特征。张爱玲的“传奇”，是一组没有爱情的爱情传奇。不是男欢女悦，而是男狂女怨；不是眷眷恋情，而是畸爱艳史。媒妁姻缘、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以及畸形变态的父女情，都是上海滩上香港湾里中上层人物关系的写照。
发生在洋场上的所有这一切——不伦不类的风景、不土不洋的风俗、畸形变态的恋爱、荒唐颓败的人物——都指向了一个焦点：文化的“犯冲”。张爱玲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租界这一特殊景地上的浊流相汇、污泥掺杂的情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的变化和这些文化的根源。这种糟粕文化的结合，生出的就是种种怪胎。她笔下的人物，是中国负面文化的载体。他们的空虚心灵就靠这种怪胎之果来填补。原有的某些道德规范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另有的一些反道德的道德（如男子特权、男子中心主义）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大清帝国解体之后，过去的邪恶并未从中国社会销声匿迹。相反，这些邪恶在洋场风情园里开出了“恶之花”。有些人不顾道德准则，耽于享乐；更多的人在极度混乱中苟活，没有健全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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