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便告中断,很是可惜。关于“中断”的看法是否准确,且此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的这段话很能说明她对挖掘国民性的重视。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的作品则表现了两种文化“犯冲”的背景下国民性长出了什么奇花异果。洋场是一口大染缸,它分明地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它说明中国文化到20世纪、走进租界非发生病态不可。而作为它的负面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弱者,只要身在其中,谁也逃不出它的感染,他们的心理病变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即使那些出身贫苦人家的人,一到洋场,就被尘烟熏得变了颜色,被洋场文化驯化为动物式的苟活者,丧失了泥土气息。张爱玲笔下的中国人,不仅是遗老遗少、洋场男女的一种静观形象,也是对中国人心灵的一种揭示,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有力观照。可以说,在挖掘和表现这一点上,她继承了鲁迅,继承了五四传统。
沉重呆滞、潮湿发霉的历史氛围,苍凉凄艳、光怪陆离的生活图景,人欲横流、腐败堕落的人物形象,这是颓废到极点的写照,是古中国无可挽回的表征,是中国国民性无可救药的说明。它标志着一个阶级的没落,一种文化的枯竭,一个时代的死去。
但是,张爱玲不是这个世界的自觉的清醒的批判者,她是一个智者。她的作品,没有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那种清峻的风貌和潜藏于其中的理性力量,基调是苍凉的,骨子是荒诞的。她笔下的洋场是喧嚣掩饰下的精神沙漠,光怪陆离不过是点缀。她的传奇,不过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渗透着令人刻骨铭心的寒意。她专写没落,语调没有批判与谴责,也无同情与赞美,有的只是嘲弄。她的讽刺,不像鲁迅那样具有对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同的态度,也不像张天翼那样让人看出血和泪来,她是讥诮的、漫不经心的,对笔下的任何人都不吝啬嘲弄的笔墨。她赋悲剧以喜剧的形式上演,每一个看似悲剧的故事中都有喜剧笔调的渗入和喜剧情节的穿插,故意表现精巧的滑稽和尴尬的不和谐。从而在精神上与现代派取得了联系。
张爱玲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将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文字是荒凉的,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97]这种威胁感,主要来自作家出身的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的无可挽救的事实。因而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表现出苍凉的基调和荒诞的意味。
张爱玲是这样认识她所处的时代的: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可是这时代却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幻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老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常发生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98]
张爱玲生活的时代与反映的时代同出一处。她童年的不幸,她的无爱的家庭环境,自然是她产生孤独嘲世心理的催发剂。但是如果她不仅生在,而且长在,甚至老在这个环境中,她是写不出这个时代的。她受过西方教育,尤其喜爱英国现代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怀疑主义,萨默塞特·毛姆的以侨居他民族的英国人为描写对象的取材特点和讽刺态度,劳伦斯的心理分析技巧,无疑对她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她对人生的悲剧感与荒谬感与现代派作家是相通的。
二十、“人性呱呱啼叫起来”
在《谈跳舞》中,张爱玲谈到了后来被称为她个人风格标志的一种独特的写法:
我喜欢反**——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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