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心理描写的高手，刻画人物的巧匠。如前所述，她对洋场风靡的“艳异的空气”的描写相当细腻深入。而其中心，则是在人性的解剖上。她小说中的人性，确实“呱呱啼叫起来”，叫得最欢的，当数《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篇。
张爱玲给她描写的主要对象——上海人画了一幅漫画，上海人的“通”给她印象颇深：文清理顺、世故练达、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虽然“坏”，却坏得有分寸、有艺术性。张爱玲所说的“通”也就是国人们经常概括的“精明”。而现代中国的“上海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个性的人，他们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欧风美雨吹拂沐浴最盛，往往得风气之先。张爱玲的结论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00]所谓“近代高压生活”无非是指近现代的一系列社会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民国建立、五四运动等，它们使上海人艰难地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则点出了其文化特征与性格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合理社会；“不甚健康”的结果，是对这类人物以及产生这类人物的情景的实质性否定；而发生到极致的“奇异的智慧”，正是病态人格的表现。张爱玲描写人物的成功之处正在这里。她精细刻画了“奇异的智慧”的种种表现以及负载的文化内涵。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中篇小说《金锁记》是描写变态心理的令人战栗之作。其女主人公曹七巧的形象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曹禺的《雷雨》中的繁漪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性格最复杂、内涵最丰富的三大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因是日记体，在表现女性审视男性世界和自身灵与肉冲突方面是新颖大胆细腻深入的，但在背景描绘上有欠完整，因而局部地影响了其表现的广度和清晰程度；《雷雨》因是话剧文体，它主要通过对话来表现繁漪的情感变态、阴鸷性格和女式的复仇，因而对其性格发展过程和心理演变轨迹的铺垫交代有欠细致；而《金锁记》则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一步一步地推演主人公的性格发展，一级一级地把曹七巧推向没有光的所在。其发展脉络之清楚、性格描写之细致、心理剖析之直接和犀利，在现代小说中难有匹敌之作。
曹七巧算不得闺秀千金，她是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父母早亡了，她也要上店铺去做小本生意，因而粗朴活泼、不忌生冷。她本应是某一强悍的体力劳动者的妻子，过粗茶淡饭的生活，虽会遇到不少磨难，但也有门当户对、知天乐命的心安理得。不幸的是，她误入高宅大院，被贪财的哥嫂嫁给了姜公馆的二少爷做偏房（后被扶了正）。丈夫是个痨病鬼，使她无爱欲之满足，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怎样生下了一儿一女。她门第差、言语粗俗，被家人瞧不起。很自然地，她对家中的三少爷姜季泽有了点意思。姜季泽本是好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但谨严叔嫂之防，对七巧只限于语言挑逗和小动作，并不轻举妄动。这是七巧生活中金钱和爱情的第一级冲突，婚姻制度、等级观念、伦常之道是冲突的基因。钱欲未满足（虽在富家，但钱不在她手中），情欲也未满足，这个充满普通的生活欲望的女子变得更加泼悍了。在双重煎熬下，叫她如何不疯疯傻傻呢？
十年之后，姜公馆分了家，成了寡妇的七巧另有公馆过日子。她也有了钱，但金钱并非她未能满足的情欲的替代品，而是一副光亮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自身，锁住了爱情，也锁住了下一代。金钱对她不再是贪婪的补偿物，而是变态的占有品和报复的法宝。她的生活中不再有鲜红的色彩，只剩下铜锈斑斑。一天，姜季泽造访，使她旧情萌动，但转念疑心他是来骗钱的，一气之下把他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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