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爱情时，超越幸福或痛苦，超越罪戾或美德，要么什么也不想。”
第二天午餐有小馅儿饼、虾、羊肉排，十分可口。我们正吃着，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来，问大家晚饭想吃什么。他中等身材，圆胖脸，小眼睛，唇髭刮得精光，似乎连根拔起。阿廖欣说漂亮的佩拉格娅爱上了厨师。尼卡诺尔喜欢喝酒，脾气暴躁。佩拉格娅不想嫁给他，却愿意住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名分。他很虔诚，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未婚同居。他要佩拉格娅嫁给他，否则一切免谈。尼卡诺尔一旦喝了酒，就会骂她，甚至打她。要是他喝醉了，佩拉格娅就会躲到楼上哭泣。这时，阿廖欣和仆人们就会待在家里，随时准备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论爱情。
“爱情是如何产生的？”阿廖欣说道，“为什么佩拉格娅不爱别人，内外兼修如她本人，却偏偏爱上丑八怪尼卡诺尔？个人幸福对爱情究竟有多重要？这些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情是个谜’，只有这句话才是真理。此外，无论人们说什么、写什么，都不是最终结论，只是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而已。一种解释似乎适合一种情况，却无法推而广之。我认为，最好有一把万能钥匙，无需概括归纳。正如医生说的那样，我们都要因人而异。”
“完全正确。”布尔金说道。
“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俄罗斯人，对没有答案的问题总有一种偏爱，常常为爱情赋予诗意，饰以玫瑰和夜莺，用关键问题来装点爱情，但是选择的问题却最无聊。在莫斯科读大学时，我和一个漂亮女人同居。每次我搂着她时，这个女人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牛肉价格是多少。我们恋爱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问自己：这样做是否体面？是否明智？恋爱会有什么结果？等等。爱情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总是差强人意，让人烦恼。”
似乎他要讲故事了。生活孤独的人，总想找人倾诉。城里的单身汉去澡堂或下馆子，无非就是想找人说话，有时跟服务员聊聊逸闻趣事。在乡村，他们照例和客人说心里话。这会儿，从窗外望去，雨天灰蒙蒙的，树木湿漉漉的。这样的天气，哪里也去不了，事情也做不了，只能侃大山。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住在索菲诺，”阿廖欣开了头，“从事农业劳动很长时间了。本来我应该是一名绅士，可以悠闲自在地做学问。然而当我来到这里，父亲经营田庄欠了一大笔债，部分原因是我读书用了很多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努力工作，还清债务。老实说，做这样的决定并不轻松。这里土地产量不高，要想搞农业又不赔钱，就得使用农奴或雇工，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和农民一样，亲自动手，全家动员。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过那时，我可没有想这么多。所有土地都种上庄稼，我把附近村庄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找来，工作节奏确实很快。我也耕地、播种、收割，很厌倦，也很烦恼，就像一只猫，饿得发慌，溜进菜园偷吃黄瓜一样。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劳动生活与文明习惯，一开始，似乎我还能轻松协调。我在想，做到这一点，生活有条不紊就可以了。我待在楼上正房里，午饭晚饭后，吩咐仆人给我上咖啡和蜜酒。每天晚上，我躺在**看《欧洲通报》(1)。可是有一天，教士伊万神父过来，把我的蜜酒喝光了，他的女儿还把《欧洲通报》拿走了。夏天，尤其是割草晒草时，我根本没有工夫睡觉，只能在谷仓里的雪橇上或者守林人的小屋里躺一会儿。哪里还有时间看书？慢慢地，我搬到楼下住，开始在厨房里吃饭。以前的惬意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当年伺候父亲的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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