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当然知道他的怨气，只是没想到，时隔十年，他依然这样理直气壮。
当年，那是一场怎样的博弈？
代明反复地翻供——
“喝了多少酒？“
“忘了，大概一斤。“
“跟谁喝的？在哪里？“
“一个人喝的。就在路口的小饭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我就回家了，她给我开门，跟我吵架。“
“吵的什么？“
“不记得了，后来我就睡了。“
“吵得厉害不？“
“记不清楚了，好像挺厉害。“
“你动手没有？“
供词从这里开始，一次一个版本。
“好像动手了。““我没动手，喝那么多，倒头就睡了。““我只是轻轻扇了她两巴掌。“
……
最后的供词是：“我喝多了，她一吵，我就烦，我扇了她两巴掌，她就不停地打我，要跟我拼命，我受不了，抓起一个东西就朝她砸，砸到她不动了，我就睡了。醒来才发现地上的榔头，还有血，她也死了。“
但是他就是不承认妻子是他砸死的，“我不可能下那么大的手！”
她后来走访了那家小饭馆的老板，那是个40多岁的女人，对代明充满厌恶，不仅因为他老是在那里赊账，还因为他爱打老婆。那个城中村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爱打老婆。喝醉酒后，家里一定会有打骂之声，甚至有人觉得，即便代明不把老婆打死，也总有一天，他老婆会受不了了而把他毒死。不过以郑湘的经验来看，毒死这种事情属于有预谋的杀夫，事实上，由于反抗家暴而杀夫的女人大多都是没有预谋的，以即时犯罪为主，比如反抗的时候失手杀死对方。中国的女人，大多数时候，还是选择忍。包括代明的母亲。
代明下岗后，就几乎没有再工作，生活来源和希望有三个：一是母亲的退休金，二是老婆打零工，三是梦想——听说这城中村即将拆迁，有了拆迁款，他的好日子就会来了。他对老婆动粗的底气，就是他认为这个农村来的婆娘是依靠他才有了城市户口和工作。
郑湘觉得没什么奇怪，她接触的案子里从来不缺各型各色的人渣恶棍。只是这个恶棍反复翻供，让人恶从胆边生。
她不知道她流产入院之后，陈振兴用了什么方法把他降服了，她也不想知道——对于这种无赖，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别搞出事，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她始终忘不了两年前的那一天，她一开门，一个人影扑通一下跪在她面前。那是个憔悴的老妪，满脸泪水。她说，她是代明的母亲。
老妪说，她实在没办法了，八年了，代明一次也不见他。
郑湘很震惊，看《新闻联播》和家属来访，是监狱高墙内觉知外界的仅有两个渠道，再凶恶的犯人，也会在亲人探望的时候泪流满面。而这个代明，竟然拒绝自己的母亲。不过，想到这是个啃老杀妻的人，她觉得也说得过去。
老妪说，她知道代明恨她，因为警方让她去劝儿子认罪，只有那样才可能从轻处罚。她照做了。但没想到儿子如此恨她入骨。
郑湘皱眉，她觉得陈振兴的做法有点不规范了，用认罪供词来结案，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管是屈打成招还是用亲情逼供。整个案件的物证、书证、勘验、辨认、清点笔录、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否能够形成严谨且互相对应的证据链条，才是做出结论的依据。而且，很显然，他们在劝服代明母亲的时候，也使用了她的陈述，这个老妪一定不知道，自己为儿子说的好话，比如“他平时是爱喝点酒，打点牌，有时候也打媳妇，可是人不坏，从没做过坏事“，其实很可能会被选择性地作为证词。在她心里，这多少属于诱供和骗供，但是对于这个恶棍，似乎也仅能如此了。十年前，警局很多警察都是新来的，她还曾专门做过这个报告，但是，有心无力，徒增旁人嫌弃，这或许也是她这一年来一系列境遇的原因吧。
可以想象，法庭上，法官宣读证词时，读到“嫌疑人母亲XXX的证词“时，代明心里是多么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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