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铺两侧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镶有椭圆形木框的肖像。肖像旁边中性底色的画布上，写着金黄色小字题文，标明一幅像是圣克罗德主教德·查理奥神父，另一幅像是夏特尔教区锡托修会大田修院院长、曾任阿格德代理主教的图尔托神父。迪涅主教继住院患者之后搬进这间屋里，发现这两幅画像，便保留在原处了。他们是教士，也许是施主，鉴于这两点，他尊敬他们。关于这两个人物，他仅仅知道在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他们同一天得到国王封赏，一个任主教职务，另一个也任有俸圣职。马格洛太太曾摘下画像掸灰尘，主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画像背面，发现四角用胶纸粘着的一小方年久发黄的纸，上有淡淡的墨迹，标明这两位人物的出身。
窗上挂的粗毛呢帘早已破烂不堪，为了节省买新窗帘的花费，马格洛太太不得不在正中补了一大条。补缀恰成一个十字图案，主教常常叫人看，并且说道：“这有多好啊！”
楼上楼下的所有房间，无一例外刷了白灰，如同兵营和医院的规矩。
然而，下文会叙述到，近年来，马格洛太太在巴蒂丝汀小姐房间里，看到白灰下面的壁纸有装饰画。这所房子改为医院之前，曾是有产者聚会的场所，因而有这种装饰。每间屋都是红砖铺地，每周刷洗一次，床前都铺了草席。总之，多亏两位妇人精心照管，这所房子从上到下极为整洁。这是主教允许的唯一的奢侈。他常说：“这不用从穷人那里拿一点东西。”
不过，要承认，他从前拥有的东西，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大号银汤勺。每天，马格洛太太都要喜滋滋地瞧瞧白色粗桌布上闪闪发亮的银器。在这里既然要如实描述，我们就应当补充一句，主教不止一次这样说：“要我放弃用银器吃饭，恐怕难以做到。”
除了银餐具，还有两支粗大的银烛台。烛台插了两支蜡烛，通常摆在主教的壁炉台上。如果晚餐有客人，马格洛太太就点着蜡烛，将两支烛台放到餐桌上。
在主教卧室的床头有一个小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太太就把六套银餐具和大汤勺摆进去。应当指出，橱门的钥匙从不拿下来。
园子的景致，让前面所说的相当丑陋的建筑破坏了几分。园中四条林荫小道，从一口排污水渗井交叉向四面伸展，沿着白围墙还有一条环形路径。这几条小道两侧栽了黄杨，将园子隔成四个方块。其中三块由马格洛太太种了菜，第四块由主教种了花。园中零散还有几株果树。
有一回，马格洛太太带着几分狡黠，甜嘴甜舌地对他说：“主教大人，您什么都要派作用场，而一块方地却不利用。不如种上生菜，总比花好。”
“马格洛太太，”主教答道，“这您就错了。美，同适用一样有用。”他沉吟一下，又补充道：“也许更有用处。”
这个方块地分三四个花坛，主教在上面花的工夫，几乎等于他看书的时间。他乐意待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随处在土里戳洞，撒进去花籽。他并不像园艺工那么仇视昆虫，在植物学方面也决不自命不凡。他不懂分科和固体病理学说，也决不想在图尔纳福尔和自然方法之间评优劣，既不站在胞果一边反对子叶，也不站在朱西厄一边反对利内约 [1] 。他不研究植物，只喜爱花卉。他非常敬重学者，更敬重没有知识的人。对这两者从不失礼，因而夏季每天傍晚，他总提着上了绿漆的白铁喷壶去浇花。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上锁。前面说过，餐室的门正对着大教堂广场，从前安了锁和铁闩，好似牢门。主教让人将门锁拆掉，白天黑夜只用一个插关儿扣门。随便什么过路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推门而入。这扇房门从不上锁，起初两个妇人总是担惊受怕，而迪涅主教却对她们说：“你们的房门可以安上插销嘛！”到头来，她们也信从了，至少装作信从而放心。唯独马格洛太太有时还提心吊胆。至于主教这样做的心理，从他写在《圣经》边页上的三行字中，可以找到答案，至少找到线索：“只有这点细微的差异：医生的门永远不应关闭，教士的门永远应当敞开。”
在另一本名叫《医学的哲学》书上，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不跟他同样是医生吗？我也有病人，首先有他们的病人，即他们所称的病人，其次，我有我的病人，即我所称的不幸者。”
在另外一处他还写道：“不要问求宿者的姓名。求宿者要报姓名往往特别为难。”
有一天，一位令人尊敬的本堂神父来访，记不清究竟是库卢勃鲁还是蓬皮埃里的本堂神父，他大概应马格洛太太的请求，以试探的口气问主教大人：房门日夜敞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是否就那么肯定不是大大的失慎呢？而且住在极少防范的房舍里，是否就不担心发生什么不幸呢？主教郑重而蔼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房舍如无天主守护，人再怎么看守也徒然。”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圣诗》。接着，他就岔开话题了。
他常常爱说：“龙骑兵队长有龙骑兵队长的胆量，同样，教士有教士的胆量。”他又补充一句，“不过，我们的胆量应当是平静。”
[1] 瑟夫-彼通·德·图尔纳福尔（1656—1708）、贝尔纳·德·朱西厄（1699—1777）、查理·德·利内（1707—1778）：前两位是法国的，后一位是瑞典著名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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