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1978年，年逾古稀的老人巴金认为“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1]，于是接受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邀请，开始专栏连载《随想录》。12月17日，《总序》及第一篇《谈〈望乡〉》刊发。从那时起，巴金边写边发，总共写了150篇，一直到1986年全部刊完。
巴金开始写《随想录》时已经75岁高龄，完成时83岁。写作过程中经历了生病、摔伤以至长期住院治疗，让这部书的完成极为不易。1983年，巴金患上帕金森病住院8个月，一个字也不能写，几乎让《随想录》夭折。出院后情况也并不很乐观，巴金回忆当时的情景：“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中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然而，他又想：“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于是，“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2]。
已经功成名就而身体又如此之差的作家，为什么还要拼命写《随想录》？也许是一种“说真话”的驱动吧。有人以卢梭的《忏悔录》来作比，说它“既敢于大胆剖析自己心灵，又勇于揭露我们时代的种种社会疮疤”。巴金也说：“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掏出心来，把心交给读者，这是巴金老人的写作秘诀。文学评论家刘再复称《随想录》为“鲁迅之后代表民族最高道义和良知的散文”。
《随想录》（共五集）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本
巴金连载写成《随想录》，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大公园》的主编潘际坰。潘际坰生于1919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第一份工作即入《大公报》当记者和编辑，说一口流利英语，打一手好桥牌，编写俱佳，在新闻界、文化界有许多朋友。他和巴金早在1946年就相识，只是未曾深交。“文革”结束后，潘际坰被派往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他用笔名“唐琼”，在《大公园》上开设《京华小记》专栏，引来许多关注，也为后来反思“文革”的一系列文章打下基调。
这时，巴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番”，好好反思过去10年，让后世永远不重蹈这场灾难。1978年，正好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一时争议纷纷，很多人认为是黄色**电影，大加鞭挞。巴金针对这些议论写下《谈〈望乡〉》，觉得影片不坏，而且青年人是有辨别能力的，“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写好后，巴金将这篇文章寄给潘际坰，不久后就发表在《大公园》上，在香港引发读者广泛好评。不久，潘际坰来信提出，希望能在报上开辟一个专栏，定期发表巴金的文章。这与巴金“整理思想”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潘际坰就收到巴金回信：“《随想录》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就寄给你们。”就这样，一篇篇文章寄往香港，一份份报纸寄回上海，文章写了150篇，两人书信也有100余通。
随着《随想录》影响的逐渐扩大，发表遇到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潘际坰总是想方设法刊发出来。而有一次在他不知情下，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文革”相关文字被删除殆尽，惹得巴金几欲搁笔。潘际坰左右斡旋，几经解释，最终才取得巴金谅解，停了两个月的专栏又开了下去。
巴金写了8年，潘际坰也陪了8年。1985年，潘际坰已经到了退休年限，但他仍然记挂着《随想录》，愿意为后续文章继续做一些工作。巴金在当年4月26日给潘的信中写道：“您这信讲起退休的事，使我感觉到时间跑得太快了，您到霞飞坊找我写稿，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的确您也该休息了，不过手里还有一支笔，您是不肯休息的。《随想录》继续在《大公报》发表，不成问题，还有23篇文章，今年一定要写完。您愿意帮忙校对，那太好了，很感谢您。”信任之情，溢于言语之间。确实，没有潘际坰的协助，顺利完成一个长达8年的专栏是不可想象的。巴金老人信奉“把心交给读者”，潘际坰又何尝不是把心交给了作者呢？
潘际坰所做的另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完整保留了《随想录》的150篇手稿，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巴金将这些手稿分批赠予上海图书馆、现代文学馆和国家图书馆，从此人们不仅可以从书中阅读这些震撼心灵的文字，还可以触摸一个世纪老人的手写温度。8年保存没有丝毫闪失，我们要感谢这位伟大的编辑！
关于随想录这个名字，和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有关系。1974年，巴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名作《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的遭遇引起巴金深深的共鸣，并把翻译此书当作“这一生最后一件工作”。幸好完成时“文革”已终结，巴金随即开始了自己的“随想”写作。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思想界还处于踯躅和迟疑期，巴金的写作打破了沉默，率先发出灵魂拷问，得到思想界的同声应和、高度评价。
在刊发过程中，《随想录》陆续结集出版。主要出版单位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从1979年2月开始出版第一集，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80年6月开始在内地正式推出第一集，1986年底出完全5集。这5集分别是《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每集收文章30篇，另包括总序1篇、后记5篇、附录1篇。20多年来，《随想录》国内版本已达13种，被翻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传布海外，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因此，《随想录》被认为是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散文作品。这部“讲真话的大书”，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时代所持的人文立场，成为当代思想史上的精神高地。
[1] 巴金：《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后记》，第143页。
[2] 巴金：《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后记》，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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