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月，井冈山银装素裹，一支红军队伍跟随迎风飘扬的鲜艳红旗，行进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上。他们是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以及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的战士，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转战赣南，开启新的征程。
红四军3月进入闽西后，取得入闽第一次大胜仗——长岭寨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解放了长汀。
“朱毛红军入城啦！”“红军枪毙郭凤鸣！”消息传来，汀州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长汀为闽粤边重镇，人称“小上海”，商业经济、文化教育发达，商人和知识分子集中。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山区，第一次进入这样富庶的城市。战斗环境的改变，新的问题出现了，如何解决？毛泽东靠的是深入调查研究。入城当晚，毛泽东不顾行军疲劳，立刻派人寻来《汀州府志》《长汀县志》挑灯夜读，还请地方党组织的同志找来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流氓头子“六种人”召开调查会，要他们讲“熟悉的事情”。
毛泽东做调查，目的非常明确，为的是系统、真实地掌握长汀当地各方面情况，“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
《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铅印本（1930年）
调查会结束当天，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起草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并由当地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毛铭新印刷所，采用楷书体，石版印刷了1000多张，和《中共六大决议案》《十大政纲》《共产党宣言》等文告一起，由红军宣传员到城乡各地张贴，进行广泛宣传。这些文告在稳定当地民心、争取中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扩大了社会基础，为红四军在当地的发展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
4月，蒋桂战争爆发，在长汀停留不到20天的红四军回师赣南，进占瑞金、于都、兴国、宁都，恢复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5月间，红四军二次入闽，拿下了闽西一大片土地，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等6县，各级红色政权、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工农武装也得到了迅速补充。
然而，随着根据地和队伍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日益复杂。党和军队长期处在农村的游击环境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相当多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红军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不良习气带到红军中来；还有不少官兵来自旧军队……红四军中蔓延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
1929年4月3日，特派员刘安恭给红四军前委带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这天，朱德刚回到军部，毛泽东便让他看信。展开信，朱德的表情逐渐凝重。原来信中提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来信还指出，“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3]。
看完信，朱德锁眉不语，毛泽东背着手踱步。良久，毛泽东丢掉烟头，“我不离开！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经过红四军前委讨论，朱、毛给中央复信，陈述了不同意见，并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的状况和计划。党中央接到回信，采纳了朱、毛在闽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意见。
然而，关于“二月来信”的消息不胫而走，加之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自井冈山时期就存在的，表面上看是党权和军权的分歧，实质是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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