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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出版故事_尚莹莹,章泽锋,赵莹(来自“红色大学”的理论强音) 第(1/2)页

上海大学

1922年春,上海闸北青云路的一条弄路里,投机文人王理堂鼓吹男女同校、新式教育,引来四方进步学子报名求学,办起一所名为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的学校。怎奈学校既无师资,又无设备,所承诺聘请陈独秀等名师教学更是一张空头支票。说好的进步学校,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野鸡大学”。更可甚者,开学未几,这位王校长把收上来的学费、伙食费一卷,径自跑到日本留学镀金去了。学生们大呼上当!

当时,“五四”余音犹在。这些学生大都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不少还是因参加学潮失学而来,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运动经验。于是,学生们秘密酝酿改组学校,并成立“十人团”作为领导核心。当年10月,“十人团”以公开伙食账目为名,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驱逐校长,改组学校,全校学生“均一一签名书押,极端造成改组”。

赶跑了旧校长,自然要请一位新的来。请谁来?学生们的理想人选有陈独秀、章太炎和于右任。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避居苏州,都不太好找。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彼时刚从西北靖国军总司令任上回沪,且多次发表教育救国的言论,学生们觉得比较适合,于是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派代表去请。最初于右任并未答应,后来在学生们屡次热邀、共产党人邵力子力劝以及国民党人柏文蔚、杨杏佛、柳亚子等好友从旁建议下,终于答应就任,并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10月23日上午,面貌一新的上海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当日,风云一变,落下大雨。在风声、雨声、读书声中,这所近代中国红色大学拉开了传奇大幕。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讲义》上海书店1924年出版

上海大学改组之际,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期。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局面没有改变。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这一方面,从党的二大就开始设想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1]。因此,国共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这种政治局势下建立的上海大学,走合作之路也是顺理成章了。

于右任执掌上大之初,曾想把学校办成国民党的党办大学,以培养国民革命人才。他曾鼓励学生:“上大不比其他学校,希望上大同学,每人都能成为一强有力之炸弹,将来社会上定能发生极大之影响。”随着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右任认识到中共的重要性,便积极邀请共产党人合作办学。1923年4月,李大钊来沪,于右任就和他商量上海大学校务问题,并想邀请其来沪办学。于对李说:“你来办吧,你内行,我外行。”李大钊在北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走不开,于是推荐了邓中夏和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工作。邓、瞿二人入校之后,又有恽代英、蔡和森、施存统、陈望道、萧楚女、任弼时、李季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进校执教,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干部。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阳翰笙、施蛰存、戴望舒、匡亚明、丁玲、杨之华等人都是上大学子。上海大学是革命之师、反帝先锋,由此与北京大学、黄埔军校齐名,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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