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到上海大学后，担任总务长，主管大小校务，成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是早期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有开办职工教育和领导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极具个人才能。他此次上任虽以个人身份，却受组织安排。邓中夏为上海大学延聘名师，规划蓝图，制定章程，提出办学宗旨为“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还请到孙中山担任名誉校董。这些都是符合办学发展和革命需要的举措。
1923年秋天，上大设立社会学系，由瞿秋白任系主任。在当年春天与于右任会谈时，李大钊就提出建立社会学系的想法。他认为：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上海大学应开办社会科学系，并以它为办校重点，培养国民革命骨干。因此，邓中夏到校后，就根据中共组织意图，创办了社会学系，并将其列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这在中国的大学中是一个首创。上大学生王家贵、蔡锡瑶回忆：“当时邓中夏和瞿秋白立意把上海大学办成在社会学系方面有特色的学校。”[2]确实，1923年8月，瞿秋白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文中指出上大的责任就是“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决心将其建成南方新文化的中心。社会学系充当了这个中心的思想策源地。共产党人通过这个公开的平台，系统讲解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真理，培育革命新人。社会学系，其实就是马列主义系。果真，社会学系办成了上大的王牌专业，不仅学生人数最多，也最活跃。五卅运动中走在前列的，正是这些在上大接受了革命信仰教育的年轻人。
共产党人进入上大，共产党组织也建立在上大。1923年，上海大学组编为第一党小组，有成员11人。1924年，党员人数扩大到23人，团员有90多人，党团人数在各组中名列前茅。1925年中共四大后，上海大学党小组根据党章规定建立了支部，成为全市学校系统中唯一的党支部。组织的建设发展，为党吸收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刘华，经过上大的培养，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上大学生黄仁、何秉彝在五卅运动中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青年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期，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图存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正是学校点亮了人生的信仰之灯。
社会学系强，强在教师队伍上。任教的大多是共产党人，不少还是中共核心人物。著名左翼作家、曾就读于上大社会系的阳翰笙回忆：“瞿秋白讲《社会学》，就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恽代英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张太雷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英文版），邓中夏讲工人运动，就是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讲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讲各国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工人运动情况。除任弼时教俄文课外，其他人都是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又是党的领导人，这些课程对我们启发很大。”[3]这些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年轻人，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亦师亦友，好几对还结成了革命伴侣。比如瞿秋白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施存统的妻子钟复光都是上大学生。施存统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复亮”，以抒发“复光复亮，宗旨一样”的革命深情。
社会学系强，还强在广泛的影响力上，这里面就有出版的大功劳。1923年11月，我们党建立的第二家出版机构（注：第一家是1921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开张。1924年起开始出版新书，最先推出的就是《社会科学讲义》。书店在《新青年》上打出新书广告：“社会科学会诸君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于国人起见，现分任编印社会科学讲义托本书店发行。”并告知每月发行一次，包括6种讲义，定价大洋5角，两年出完，“第一次讲义准于民国十三年正月出版”。这个讲义就是根据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讲课内容整理而成的，里面收录了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等课程内容。党在成立初期，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普通党员和进步学生、工人对马列主义还是一知半解。这套讲义使高深陌生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了，既系统讲解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又通俗易懂便于掌握。比如，讲到“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时，瞿秋白将这个概念与中国哲学“有定”相类比。《大学》里有“知止而后有定”，即“有明确的目标，意志才能坚定”，以此解释“意识受到束缚的学说”，即决定论。这样，上海大学通过出版马列研究的书籍，将理论的强音、进步的思想、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革命家办刊办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社会学系不少老师都是中共中央核心报刊的编辑人员，如蔡和森为《向导》主编，瞿秋白继任《向导》《前锋》主编，恽代英为《中国青年》主编。因此，上大进步学子皆以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荣耀。在上大不到5年的校史中，上大师生在中共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自身也创办了10多种刊物，包括校刊《上大周刊》、文学系的《文学》、学生社团孤星社办的《孤星》等。其中，《孤星》影响力很大，孙中山曾为其题写一期刊名。这些报刊在当时发挥了思想前锋的作用，也为今天的党史研究留下珍贵记录。
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这座“赤色大学”早被反动的国民党右派视为心腹之患，也被迫停办。但是，共产党人用鲜血与真情铸就的革命信仰永不消逝。时至今日，六迁校址的上海大学，仍然在多地保存有旧址，彰显着永恒的革命价值。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2] 王家贵、蔡锡瑶：《二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社会》1982年第3期，第47页。
[3] 王家贵、蔡锡瑶：《二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社会》1982年第3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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