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教材
1949年冬，一艘自宜昌开往重庆的客船上，3位青年小心地看护着随身携带的两个大柳条包，同行的还有一队解放军战士。领头的青年叫夏志诚，时任重庆新闻出版局干部，他与潘健萍夫妇负责将柳条包安全送达重庆。一路三峡风光雄奇，他们却面色凝重，无心观赏。原来，这是一次特殊的“武装押运”，柳条包里装的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材的43种纸型。教育乃国之大计，为全国的中小学校供应符合新中国要求的教科书，是新政府迫在眉睫的大事，看似不起眼的教材纸型，不仅关系着西南解放区数百万孩子能否用上新中国的教科书，更是新生政权能否“肩负起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的象征。
当时，重庆刚解放不久，仍有国民党残部和土匪四下流窜。为了保护纸型安全，出发时3人不仅配备了手枪和子弹，首长还从四野调拨了一名连长和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一路护送。他们先从北京乘火车至武汉，再由武汉乘船去往重庆，历经24天，辗转2000多公里，终于在1950年1月17日顺利抵达。1950年的秋天，虽与北京相隔千山万水，但身处西南的孩子们开学时同样拿到了崭新的课本。这套发轫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组织修订和审编，凝聚了叶圣陶、周建人、胡绳、金灿然、傅彬然、宋云彬、王子野、孟超、叶蠖生等当时国内教材编辑和出版领域精英集体智慧的课本，是新中国最早使用的教科书，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育和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1951年）
教科书常常很明确地尝试去创建一个新文化世界。作为传承文化知识、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代表国家利益、体现国家意志的特殊职能出版物，教材编制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陆定一在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因此，编制一套可以准确体现新政权意识形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材，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1950年12月1日，负责统一编写和出版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叶圣陶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毛泽东题写社名。人教社成立后，将尽快编写新版中小学教材列为首要任务，汇集各学科一流专家的编辑队伍很快被组织起来，吕叔湘、华罗庚、严济慈、许国璋、竺可桢……阵容堪称“豪华”。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教材的编审程序逐渐规范，“其程序先定课程标准，然后分配着手编辑之机构或个人。最后稿成，审阅修订”。即首先明确教材编写原则，其后由出版社拟定计划提纲，分别向有关部门及各学术研究机关征求意见，形成初稿，再由社内外集体讨论进行修订，经教育部组织审阅后方可正式出版。
1951—1953年，人教社从已出版的教材中选择较好的版本进行修订或改编，吸收苏联普通教育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第一套全国通用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即人教版第一套教材）。这套教材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新编写”，但已具备统编教材的核心特征，新中国教育进入教材统一出版、统一使用的时代。
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1953年5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教育部教材编写报告指示，“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干部编教材”。为执行中央关于提高普通学校教科书质量的指示，教育部决定以人教社为依托，集中力量编辑出版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在内的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即人教版第二套教材）。一场辐射全国的人才大召集就此展开，大批知名学者和文化干部奉调进京，他们与人教社原有编辑一道，共同组建成200余人的教材编辑队伍，充实和加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力量和编辑力量，为1954年自编成套的中小学教材作了组织准备。此次教材编订全部采用集体讨论和编写的方式，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教材编辑集思广益、协同攻关。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这套汇集全国之力自主编写的统编教材在1956年完成编订工作，1957年全部出齐，我国教材建设迈上“一纲一本、统编统用”之路。1960—1963年，在第一套统编教材的基础上，人教社又分别编写出版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
1977年11月，冬天的脚步刚刚走近，中华大地已悄然孕育着春的复苏。这一年，全国恢复高考统一招生，发展基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全社会共识。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作出编写“文革”后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的决定，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全国中小学都能用上新课本。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这套带有调整和恢复性质的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即人教版第五套教材）如期问世。1977—1985年，人教社又编写出版了两套统编十二年制中小学通用教材（即人教版第六套和第七套教材）。
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思想指导下，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1987年10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和《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颁布，我国中小学教材由国定制改为审查制。1988年，国家教委提出“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多样化”，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一纲多本”和教科书建设多样化的新阶段正式开启。“八套半”教材正是这一探索的初步尝试。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教材在“一纲多本”的基础上实行“多纲多本”。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出台，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由“一枝独秀”走向“百花齐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指导教材建设，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成立统筹指导管理教材工作的国家教材委员会，逐步完善教材的编写、审核与发行体系，明确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3科教材的统一编写和使用制度，我国中小学教材事业进入正规化和科学化发展时期。
小小的课本浓缩了国家对人才的殷殷期盼，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关乎国家事权、国家意志和国家安全。统编教材是国家教材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石。70年统编教材建设的历史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统编教材体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属性，才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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