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毛主席是在已经排好版的书稿上修改的。也就是说，出版界从1949年起就做好了出书的准备。出版委员会将出版《毛泽东选集》作为头等大事，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原稿收发保管、校样来回传递，都专门指定几位老党员负责，校对次数增加到5次，排版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完成。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在1949年《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指毛选出版委员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短短一个多月，完成排印样稿和三个校次，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是下了大力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11月，出版总署成立，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黄洛峰为局长。《毛泽东选集》出版的组织协调工作归入出版总署。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恢复，胡绳任社长，王子野任总编辑，华应申任副社长兼总经理并主持日常工作。人民社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承担《毛泽东选集》的具体出版工作。
这是一个无比光辉的使命，又是一个千斤重担的责任！人民社迅速行动，指定总编室主任梁涛然负责与田家英联络，抽调出版部副主任白以坦和刘锋、张慎趋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承担《毛泽东选集》的编校事务工作。上级领导要求《毛泽东选集》成书时“一字一点不错”，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自古就有“校书如扫落叶”一说，落叶扫不尽，差错也挑不完。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校对难度特别大：当时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特别多；铅字排印，一个铅字使用时间长了，某个笔画被磨掉，也会形成错字；当时又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全凭人眼，排版、打纸型、浇铅版到印刷，任何一个环节出丁点纰漏都不行。
为达成不出错的目标，人民社精准控制每个环节。首先制定《工作纪律》，严格管理稿件和校样，废稿统一销毁，工作情况一律不向外人透露；其次制定《统一用字表》，比如决（決）、够（夠）、阿拉伯（阿剌伯），当时都通用，编校人员提出统一用字方案，报出版总署批准后在校稿时共同遵守；社里还制定了《版式规定》《统一用词》《关于发稿、校对及付印工作的程序和制度》等文件。清晰有序的管理，是保证《毛泽东选集》出版质量的第一环。
可是，在“铅与火”的时代，印刷环节变数太大了。19世纪下半叶，中文铅字印刷逐渐普及，到20世纪80年代末被激光照排技术取代，铅字印刷作为主要技术形态在中文世界活跃了100多年。这种当年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工序繁复，对工人技艺要求很高。它最基本的程序是铸造字模——根据字模铸铅字——拣铅字排成活字版——打成纸型——用纸型浇制铅版——上机器印刷。工序一多，出错的可能性就加大，比如有的铅字磨损，“太”变成“大”，或者将字排颠倒等情况也很常见。纸型或铅版用的时间长了，可能有些地方要修补抑或内容有变动，挖补版时换错字也常有。照相制版和制铜版也多有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照相底稿上如有杂质，一凑巧就给字填上了笔画，比如“持”变成“特”的事情就出现过。凡此种种，给校对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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