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发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发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lLudwig，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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