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②这段谈话生动地勾画出了当时北方自耕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宣宗所看到的其实并不能代表当时农民的普遍状况。这只能说明，在没有天灾**，没有发生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农民尚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发生天灾**，农民的生活便无法维持了。仁、宣时期是明朝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时期。当时所推行的一系列相对宽松的政策，对于改变农民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有明一代的情况来看，下层农民即小农们的生活，一直是贫苦不堪的。从仁、宣之后，到正统间农民流亡的情况便已是日趋严重，成、弘以后，北方农民贫困化的情况并无丝毫改变，正德末年杨廷和所谈北方的情况与宣宗的《耕夫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各地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用钱粮，小民拖欠数多，各处军士月粮，经年无支，该镇奏讨，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闾阎之间，愁苦万状，饥寒所迫，啸聚为非者，在在有之。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居民被害，商旅不通。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②。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正德十六年四月。
②谈迁：《国榷》卷十七，成祖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①《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②《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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