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农民占有的土地虽然明显少于北方，但是在明朝建国之初大都是曾经占有一定量土地的。对于明初授田的具体情况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从明初对于农民垦荒及田主不准抛荒的种种政策来看，当时无论南北，农民大都有田，而且有些数字还相当惊人。例如著名的狭乡徽州就曾有过明初各授田三十六亩的记录。③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大批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佃户。所以尽管南北各地有着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农民生活差异，但是从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来看，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终年劳作，而所得甚少。即使是素称富庶的江南，其实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①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地主，尤其是身份地主兼并大量土地，租佃关系矛盾也就日渐激化。阶级对立激化的表现是那些反抗田主或者反抗官府征敛的民变和农民起义明显增多。如万历间黄梅的刘汝国即起于入富户蔡氏家中“抢掠”。又有太湖应采者，亦起于以饥民为主体专门抢劫富室之民变。崇祯间苏州一带“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焚其居，抢掠其资”②，南洋方怀忠率数乡农民，蜂拥至城下，声称：“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加二、加三不止。”也是租佃矛盾的集中体现。③当然，当时土地兼并一方面是出于势豪之家的侵夺，而就明代的特殊情况，其中更有相当多是出于下层农民的投献。农民因为不堪徭赋，将自己田产献于当地势豪大户，这些献田的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了大户的家奴，在当时也称作家人或者世仆。如明人所记：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室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④使用家奴在当时南北各地都有。当时的北方一般是主人家出资雇募，而南方则多为小民自动投充。
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③参见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卷上《汪·竦川》。
①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②叶绍袁：《启祯闻见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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