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样评郭沫若的诗
中国的新诗发展到今天，已有近六十年(1)的历史，其间名家虽多，真正的大家却极为罕见。前三十年里的十几位名家，不是已夭亡，就是已封笔，大半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中即使有三两位偶然还发表“近作”，也往往只给人生硬或退步的感觉，要求层楼更上，恐怕是希望甚渺了。有一天，时尚的烟雾散去，主义的光芒减色，阶级的定义改观，早期新文学的名作之中，究竟还有几篇能禁得起严格的分析而传之久远，诵于后人之口呢？
常有人问起，所谓新诗，有没有定规可循。我的答复是：没有。新诗至今只有半个世纪，创作不能算丰收，理论和批评更是欠缺，而古典诗的继承与西洋诗的吸收尤不调和，加以六十年间，文学批评往往蔽于政治的主观，因此，新诗本身尚未建立起一个新的传统。也因此，要评定一首新诗的高下，往往不得不乞援于中国古典诗源远流长的传统，或是向影响新诗人很深的西洋诗去借镜。等到新诗的创作渐丰，理论渐富，而批评也日渐犀利而公正，我们要评定一首新诗，就可以用已经公认的新诗杰作来充试金石了。如果新诗之中已出现几篇杰作，摹状音乐的境界可以追及《琵琶行》《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或是《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则批评家面对同一主题的新诗近作时，就有了新的标准可资比较，无须事事借重古典的试金石或磅秤了。就目前的情形而论，新诗的批评家还没有这种方便。
目前，颇有一些文学史家或评论家，喜欢抽刀断水，用中国新文学本身的标准（假定真有这么一件事）来评估新文学作家的地位。这种绝缘的评价，恐是站不住脚的。说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朱湘等是二十年代的名诗人或重要诗人，是可以的，但说他们是什么大诗人，却有欠斟酌。要断定一位作家有没有名，比较简单，但要断定他是否是大作家，就必须先有评价的标准，然后再加以严密的分析和广泛的比较，否则那评价是空洞而草率的。
据我看来，上述二十年代的四位名诗人，都不足称为大诗人。我所谓的大诗人，是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的这一等级。据此标准，其中的郭沫若连一流的诗人也称不上，更无论大诗人。郭氏饱读古典诗，也略识西洋诗，我拟从他的诗里提出两首来，和性质相近的古典诗及西洋诗相互比较，分个高下。
上海市上的清晨
还不曾被窒息的gasoline毒尽。
我赤着脚，蓬着头，叉着我的两手，
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傲慢地行走，
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
兄弟们哟，我们路是定了！
坐汽车的富儿们在中道驱驰，
伸手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徙倚。
我们把伸着的手互相紧握吧！
我们的赤脚可以登山，可以下田，
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随我们走遍！
富儿们的汽车只能在马路上面盘旋。
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
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
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的生命，
在富儿们的汽轮下……滚，滚，滚……
兄弟们哟，我相信：
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
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
——郭沫若《上海的清晨》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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