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清晨》作于一九三二年，指控社会的不平，鼓吹阶级的意识，是所谓普罗文学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约作于七六一年，其中也有生活之苦、不平之鸣，是所谓社会写实的作品。郭诗指控的是贫富不均，杜诗慨叹的是欺老劫贫、冷漠无情的社会，但欺他劫他的“南村群童”，本身想必也不是郭诗中所谓的“富儿们”。在社会意识上，两诗都有所同情，甚至认同，也就是说，都有点所谓“阶级性”。郭沫若认同的，是“赴工的男女工人们”，他称他们为“兄弟们”；杜甫认同的则是普天下之“寒士”。换句话说，杜甫的意识跳不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郭沫若却认同无产阶级，走群众路线，意识上似乎“革命”得多。
可是真正感动我们的，是杜诗，不是郭诗。杜诗感动我们，是因为诗中的世界是真实的：怒号的秋风是真实的，漏雨的茅屋是真实的，公然为盗的群童、踏被恶卧的娇儿、终宵无寐的诗人，都是呼之欲出如在眼前的。郭诗不感动我们，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个充实而逼真的世界，诗中的工人和富儿只是浮光掠影，面目模糊，并无生命。尽管诗人一再对工人呼兄唤弟，并强调“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他却无法用形貌、言词或行动去描绘他们，赋给他们生命，而读者也很难体会诗人究竟如何与工人“分外相亲”。诗人再三保证说：“我们的赤脚可以登山，可以下田，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随我们走遍！”读者却知道这只是空洞的诺言，诗人会不会真正这么做，还有问题。
两诗结尾时都有一个愿望：郭诗希望的大概是暴动或革命，杜诗希望的，则是得广厦千万间以庇天下之寒士。郭诗里的暴动，诗人是否准备参加，并没有明确的承担。杜诗里的奇迹，却是诗人愿意“吾庐独破受冻死”以求的，杜甫的承担十分肯定。总而言之，郭诗是从观念出发，并无生活经验可以印证，所以写来模糊而破碎，生硬而勉强，不能感人；杜诗是从经验出发，有他自己的生活可以印证，所以写来真实而自然。郭沫若一厢情愿，以工人的兄弟自居，但对于工人的世界并无把握；杜甫发愿要大庇天下寒士，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介寒士，至于怎么寒法，诗中已有生动的描绘。杜诗篇末的宏愿，乃推己而及人，他认同的“群众”，是以个人的切身体验为基础的。
在《评戴望舒的诗》一文中，我写过这么一段话：“诗人的态度要真正有所转变，并不容易，因为‘知道了’并不就等于‘觉得了’。知性的转变如果缺乏感性来充分配合、支持，那转变就不真实、不彻底，只是一个空洞的观念吧。所谓‘生活态度’，细加分析，‘态度’只是知性，‘生活’才是感性。许多所谓‘健康写实’的作品，只有‘态度’，没有‘生活’，终不免沦为半生不熟的宣传品。”前述的郭诗便是一例。
纯以诗艺而言，《上海的清晨》也是不高明的。此诗句法拖沓、散漫、颇为散文化。郭诗常好嵌用外文，此地也不能免。“中道驱驰”和“路旁徙倚”不但陷于陈旧的对仗，而且出现在这么一首“普罗”的作品里，不嫌太文绉绉，太“封建”了一点吗？末段“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的生命”等句，更不能免于郭诗滥用感叹的恶习。至于诗末的预言，就郭的意图而言，该是**迭起、情绪激昂的一结，收尾的动词却是“爆喷”。“喷”字韵属柔缓的上平十三元，无论用普通话或是郭的四川乡音来读，都是如此，音不从义，是为浮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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