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的新报纸。”我顺理成章地坐在高栋对面，说，“我看你也不爱看电视电影，也不爱做活动，要不看看报纸？”
许是寂寞了太久，高栋对我爱搭不理，但是对文字还是很有亲切感。他接了过来，点点头说：“嗯。”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上周五我叫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我观察着高栋的眼神问道，觉得这次问到了点子上，“他们都打电话给家人，叫家人来接，难道你不想回家吗？”
高栋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道：“没有家，没有家人，我的家人还没有找到，我是寻亲的。”
“子女？”我立刻想到了那些寻子启事，难道高栋也是其中一员？
他摇了摇头，语气变得有些沧桑，说：“不是，我是自己寻亲，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我看着他的满头白发，觉得不可思议。高栋今年已经六十岁了，于是又问：“所以你是有养父母的？”
“都去世了。”
“那你核实过吗？比如报警寻找。”我觉得高栋应该是个很理性的人，这样的人会通过有效途径解决问题。
“不需要核实，我有我的途径。”高栋生硬地答道。
不知为何，我对这个答案略有些失望：“你今年六十岁，你父母得多大年纪了？万一——”
高栋不想听到这个万一，打断我说：“怎么？他们八十多，万一还在世呢？就算不在世，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有蛛丝马迹，总有亲戚朋友吧，我怎么不能找到？”
“所以根本就不是流浪，你是有选择的，你选择自己出来寻亲？”
“是。”
“寻了三十年？”
“三十年。”
我心中感慨，高栋也沉默了，我观察着他，他的眼神没有在任何一处聚焦，他似乎在回忆这三十年的寻亲路。他从风华正茂走到白发苍颜，时间长河在他脸上冲刷出一道道的沟壑，却没有把他的精神磨钝，瘦骨嶙峋的脊背挺立着，像一把竖起的刀锋。
他过了会儿斩钉截铁地说：“流浪是我自己的选择，选择应该有始有终，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
交代什么呢？我心里遗憾得很，却说不出口。在临**，我见过很多类型的妄想，其中非血统妄想最难改变。
患者坚信自己不是生父母所生，也不能说出其生身父母究竟在哪里，于是他们开始多次外出寻找，也许是某些不经意间的暗示，也许是幻听，也许是继发于另一种妄想形式。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 DNA 鉴定证实也不能相信。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环环相扣，难以动摇。
我想起写过的一位寻亲的警察小高。他母亲在儿子发病的几年间找了无数证明，证明儿子是自己亲生的，小高始终不相信。他跟我说DNA也可以造假，假父母已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只手遮天”，于是自己从西安跑到云贵川一带去找“证人”。
妄想是个体的心理现象，可同一内容的表现形式又何其相似。
对于无法被事实说服的患者，我们选择反向适应，开始寻求那种“格格不入”与“相与为一”之间的微妙平衡。
每年的冬季都是救助病区大量收容患者的时期。
高栋在一众三无流浪患者中显得卓尔不群。自从我给他递过报纸后，他就稍微有了些活力，经常独自坐在一角看报。病区每天的报纸就一份，本是相互传递着看的，但下午两点左右，有几个喜欢看报的老病人就喜欢在病区大门口守着，小刘的身影一出现，他们几个就开始拼手速。
我描写得详细肯定是见得多，但我们其实不会无聊到看他们几个“秒杀”报纸，只是怕他们因为区区报纸抢得打起来。可高栋喜欢看报又不与他们几个要，我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偶尔也加入“秒杀”环节，小刘看到总是高高举起手，环视那几个老病人施加一点威力，再专门把报纸递给我。我再把新报纸拿去给高栋，也许在别人眼里高栋更特别了，他的座位一米范围内都没人愿意坐。
“你流浪前做什么工作？”我忍不住又跟他搭话。
“我在某钢党校做了十年的教师。”他抬了抬眼睛，以示礼貌，“教英语和政治。”
“教师，多好的职业，三十岁就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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