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了，人的一生多短暂呢，工作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你知道不？人的出生和起源是他的根，就像树一样，只有根扎稳了才能放心生长，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高栋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又回到了教师年代。
我又试着道：“我觉得你学历不低。”
“可不是咋的，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高栋提高了声调。
高栋对自己的学历应该是自豪的，可我深深地替他惋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精神病的治疗和管理都还在摸索阶段，甚至一些三线城市都没有一家正规的精神病院。人们不认识精神病，谈精神病色变，更惨痛的应该就是高栋这样的人，身为高知得了病却也不自知，不治疗，渐渐行走于社会的边缘，走了一条与之知识能力不匹配的路。
“我看了你的资料，我发现你去过很多地方，福建去得最多，这是为什么呢？”我始终觉得高栋选择这个地点是有特殊意义的，这将是我问话的突破口。
高栋听了皱起眉头问我：“那你到底能不能给我解决问题呢？你不能解决就不要知道这么多。”他的心理防御很强，三十年的流浪生涯给他包裹了一层铁壳子。
高栋的问题没人能解决。
我发微信问了救助站的小严，对方告诉我说，高栋所谓的“养父母”都去世了，他没有结过婚，无子女，无业，以往的亲戚们早就断绝了联系。他长久的流浪生涯中也有过上访和报警的经历。他曾经几次主动去派出所要求采集DNA，说自己是被抱养的。几次DNA检验结果都证明他就是“养父母”的亲子，高栋觉得这些人“不对劲”，是冒充的警察。于是他到处伸张正义，一边流浪一边寻找“渠道”，他认为一定有某种途径能解决这些年的不公待遇问题。
小严说：“高栋还是这样吗？那他这样我们也不能接他出去，没有亲人，原籍那边也不一定愿意接收。”
高栋还是得继续住院。他没有亲人，是流浪寻亲的，可精神病院的出院必须有亲人来接，或送回亲人身边，这是一个死结。我把以上沟通结果诚实地告诉了高栋，我不怕他情绪崩溃什么的，我觉得他相当“理性”，值得出示真实。
高栋知道以后显得很平静，可能常年习惯于“失望”的感受，已经有了一颗坚硬的心。他开始相信我确实是一个“白的”护士，愿意讲述自己的一些经历。
他说：“我虽然出生在辽宁，但我是个福建人，我当然要去福建找我的父母。”
“你怎么知道你就是福建人？”我觉得匪夷所思，他是怎么得出的结论？他这个身材骨架一看就是东北人，在东南沿海一带流浪了三十年还是东北口音，东北基因真的很正宗。
高栋显然为这个问题找过无数证据，也向别人解释过无数次，此刻根本不想继续这个疲劳的话题，说道：“我自有我的渠道，这是很多渠道综合得出的结果，你信不信我？信我就不要怀疑。”
“我自然信的。”我怕他又关上门，马上说，“那么当年你辞职以后马上就去了福建寻亲？”
“不是的，第一次去福建时我还没准备辞职。”高栋回忆道，“我刚知道自己是福建人，我的出生地就是厦门鼓浪屿，我就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思考了一个多月。”
“你的养父母呢？他们知道你去干吗吗？”
“不知道，不能说的，你要知道养恩和生恩是一样的。我骗他们我去参加学术会议，他们就信了。”高栋认真地说，又像老师给学生画重点似的向我强调道，“养父母活着的时候是不能说的。”
“在鼓浪屿寻到线索没有？”
“不用寻，我只需要等在那里。”
高栋有些遗憾，他没有等到自己期待的人。等谁呢？他期待的人根本不存在吧。年代久远，高栋当年的精神症状已不可考。他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感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观，使他在现实世界中偏离轨道。
“后来我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我不想做个教书匠了。我把工作亲人朋友都抛弃了，抛弃了以后，他们的思想就与我无关了，我跳出了高栏，我自由了。”高栋又说，他讲到这里时下意识地挥了挥手，像是又一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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